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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百廢待舉,考古學研究與傳承工作卻沒有中止。在奉令遣返之前,台北帝大的日籍教授仍然堅守崗位,並且開始指導台灣籍學生。例如宋文薰院士、已故院士張光直,就是在當時一頭栽進考古學的年輕人。

    1949年,所有日籍教授留任期滿遣返歸國,此時這些學術研究的位置,洽由來自中國大陸、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家,適時地填補了這個真空。而史語所的李濟、石璋如、高去尋等諸位前輩,也就將考古學在台灣的薪火,繼續地傳遞下去。在194911月,距離史語所遷台之後僅僅一年,史語所就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一同赴南投大馬璘遺址進行田野發掘,這是華人在台灣第一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而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也就象徵台灣考古學,由史語所研究人員與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師生,從日本籍研究人員手中接下了研究的棒子,開啟了台灣考古的新時代。

    但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台灣尚在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與戰後通貨膨漲的困境中掙扎,與民生無關的議題甚難得到經費的補助與社會的關注。繼而當時的台灣,身處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對峙的最前緣,政府以「反共復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旗,學術亦須為政治服務,作為意識形態鞏固與再生產的機器。因此,和強調台灣與中國政治歸屬關係與文化紐帶目標無關的研究主題,實在不太能夠得到官方的重視。而台灣考古,又常須借重日本學人往昔於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資料,這對剛剛結束「八年抗戰」、對日本仍懷抱有同仇敵愾心態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更是件難以大力支持的學術研究主題。[1]三則以台灣考古的研究確實仍處於起步階段,考古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資料尚不充足,還不能夠針對台灣史前與歷史時期早期的人類活動史,進行嚴肅而具有學術前瞻性的討論,並且提供社會大眾與媒體具有想像力的議題,僅能在經費有限、支持微小的條件下,進行有限度而小規模的田野發掘,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邁進,蒐羅資料。因此,在1960年代之前,儘管少數的考古學家仍持續進行台灣的田野發掘工作,而遺址的發現與知識的生產,亦從未中斷,但是此時台灣考古在研究人才與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確實難以喚起社會大眾對考古的認識與共鳴。

    1960年代,台灣的考古界面臨了人力分配與研究上的重大轉型。史語所早期前輩學人逐漸淡出台灣考古的田野與人才培訓工作,轉由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接手。而這批史語所前輩學人,則將他們研究的重心,轉回了1930年代,讓這些學人們奉獻出青春的大陸安陽考古工作。許多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論文與考古田野報告,皆是在這個史語所所史上的安定年代中,由這些學人們孕育而生。因此,這時期史語所的考古學研究,儘管如劉益昌先生所言,有著「案頭考古學」的缺憾。[2]但是由史語所學人所進行的大陸考古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對於台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與台灣考古學界人士與國際漢學界之間的交流,也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在史語所學人們逐漸轉回大陸考古研究領域之後,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自然面臨研究人才不足與社會關注更形減少的困境。人類學家陳奇祿先生在1965年國立台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學術討論會中致辭時,曾經說道:

    「台灣是我國的一個邊陲省份,台灣大學是一個地方的大學,以地方的大學而言,地方的研究為其職責之一;但是今天的台灣,肩負著民族的命運,而台灣大學亦是我國學術寄託之所在。也許由於這一重大的任務,所以在過去,台大忽略了它作為一個地方大學的責任。」[3]這番宣言,似乎也就是台灣考古人類學界對於自身困境認知的自省。

    而在1970年代,在考古人類學界學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台灣的考古田野工作與研究領域之間的科技整合,開始有了令人欣喜的進展。1972年開始到1976年,張光直先生和行政院國科會、美國耶魯大學等學術行政及研究單位合作,共同進行了「台灣省濁水及大肚兩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是台灣考古學史上首次將考古學與地理、地質、植物、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專家,共同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探討台灣中部的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資訊的科際整合研究計畫。儘管濁大計畫本身並沒有驚人的考古發現,大眾對這項計畫所知甚少,主要的考古學貢獻也僅限於更加確立台灣中部地區史前人類活動與遺物之上下相關層位係絡關係。但是濁大計畫培養出了一批本土出身、富有經驗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這點對於台灣考古學的發展,與往後80年代宛如狂飆般的重要考古發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濁大計畫,那麼80年代台灣可能就不會有足夠而富有經驗的考古學工作者,投入到各個需才孔急的搶救發掘工作之中。

    80年代的台灣,不只在政治、經濟上進入了狂飆期,考古學的發現也似乎和台灣的命運相連結,前所未見而具有十足重要性的遺址不斷出土,[4]帶給考古學家驚喜,也帶給社會省思的空間,思考台灣土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隨著考古發掘因運而生的遺址與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也隨之導入台灣社會。而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的應用與看法,也有了本質上的改變,考古學不再只是籠統的「考」古之學,也不再僅只是悠遠中國歷史存在的證明;考古學在台灣,更是人與生存土地之間的紐帶,與記憶的橋樑。

    經過了1980年代眾多考古學遺址的發現,台灣的考古學家們不僅開始逐步釐清了埋藏在台灣地層下的史前與歷史資料,對於考古學在台灣研究與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也開始有了積極的自我期許。第一本專供考古學家發表學術論文的期刊《田野考古》,[5]1990年正式創刊,在當時的〈發刊辭〉中,考古學家曾經說道:

    「考古學至今沒有一個推動學術研究風氣的學會,也沒有一本專業性的刊物。目前國內雖然有一些學報型刊物可以刊登考古學論文及報告,也有部分通訊型刊物報導考古學界的消息動態。但介於兩者之間,篇幅較為短小的田野調查、發掘及實驗報告,卻罕有報導或發表的機會,而日見蓬勃的考古活動也罕見於記錄。」

    「藉著九十年代考古學即將屆滿百歲的年代,和上述期望趨使之下,我們願意努力以赴。」

    而在同期的〈本刊的宗旨、內容及撰稿格式〉一文中,也提到:

    「藉彼此資料的刊布、流通,累積、增長彼此對國內考古資料的認識了解,進而提出對台灣史前文化諸現象的合理解釋,與鄰近文化團體的互動關係、整個台灣在大陸沿海與東南亞考古文化地理上的地位,甚而考古理論模型建構有所裨益。在此,我們誠懇地呼籲:這是為所有考古學家所創辦的刊物,若您手上有未經刊布的資料(或論文),請不吝公諸於眾,惠賜本刊,大家一起為國內考古學研究的提升而努力。」

    1995年,為了提升南台灣在經濟與科技方面的競爭力,政府規劃了台南科學園區工程。在工程進行當中,發現了為數甚多的考古學遺址。這次,沒有悲情的抗爭,也沒有怪手咄咄逼人的催逼。科技產業界和考古學界透過了契約考古形式,有效地針對南科園區範圍內的考古遺址進行了有條不紊的搶救發掘,發現了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乃至於漢人拓墾年代、上下橫跨五千年之久的先民文化遺留。由於南科遺址群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考古學遺留,因此政府正在規劃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南科園區工程,希望能透過遺址現地應用保存與博物館形式,向大眾分享南科園區地層下所埋藏的故事。

    從大馬璘到南科,從十九世紀末橫跨到二十一世紀的初葉,從邊緣到中心。至此的台灣考古學,也走完了屬於她的青澀年代,逐步開始建立學術典範、研究體系與自我期許,更重要的是,考古學也逐漸從學術的象牙塔與曲高和寡的暮境中走出,開始和社會大眾有了各式各樣的互動與交流。

 



[1] 有兩件案例,可說明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學界交流之事所抱持的態度。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在戰後原本仍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與各地的文史工作者保持聯繫。但是,1969年年,國分直一指導台南玉井地方的文史工作者進行考古發掘時,當地政府卻認定國分氏本人有發掘行為,應向台北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之後,方可進行類似的活動。經過此一事件,國分直一氏決定不再接觸台灣考古田野工作。第二件案例亦同樣與台南有關,左鎮古化石之重要發現人「化石爺爺」陳春木先生,由於在左鎮人的發現過程中扮演重要地位,當時日本學界,便推派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岡田要館長,具函邀請陳春木先生赴日進行學術交流,分享左鎮地方化石發現的經驗,並且由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簽名認證。但中華民國教育部以陳春木僅有小學畢業程度、學歷不足,不可能具有學術交流所具備的知識云云,拒絕為陳春木先生的出國手續申請背書,因此陳春木先生終未成行。國分直一與陳春木的相關資料,請參看葉春榮《左鎮歷史圖像》pp390與《陳春木先生紀念文集》pp052。而就官方整體來說,1980年代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是對日本採取不重視而興趣缺缺的態度,關於這方面的見證,請參見張超英先生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pp199

[2]請參看劉益昌〈世變與傳承——史語所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73-872004.8)。

[3] 見〈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7期,1966

[4] 1980年,卑南遺址因台鐵台東新站工程被發現。而十三行遺址,雖然在1957年,就已經為石璋如故院士確認為一考古遺址,並曾進行短期調查性發掘。但是大規模考古發掘,亦是從1989年才正式開始。

[5] 在此之前,考古學家雖可在《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史語所集刊》等刊物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學術期刊多半是以人類學的「四大分支」,也就是考古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等不同小領域的論文組合而成。在《田野考古》創刊之前,台灣的考古學家,並沒有一個專屬刊物,能夠發表考古學領域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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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台灣的現代考古學研究,自西元1896年開始,已經有長達一百一十一年的發展歷史。而在1949年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更是台灣考古學研究之兩大重鎮之一,在台灣考古學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一般教科書與科普書籍鮮少探討台灣考古學史的環境之下,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考古學史的「知識考掘」,探討台灣考古學的發展進程、考古學界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以協助本館歷史文化志工對本所考古學門與本館未來台灣考古展覽規劃,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五、結論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連橫在他的名作《台灣通史》中,曾經提出一個主宰台灣社會史觀甚鉅的觀點。他在《台灣通史‧自序》當中曾說過:

    「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由於《台灣通史》在台灣史學發展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史觀備受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的肯定。《台灣通史》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1949年之後半個世紀,台灣社會歷史認知的主流。因此在史學界與教育體制的影響下,一般台灣人普遍認定,台灣是在西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經營大員之後,才有可信的歷史紀錄。連帶地,台灣「歷史」的開端,也應該是以荷蘭人的經營作為出發點。台灣在1624年之前的歷史,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對台灣社會來說,仍是一派湮沒與未知。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前人對台灣的過去,毫無認知與好奇之心呢?陳光祖先生在《田野考古》中所發表的〈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一文中,整理了自公元1622年至公元1895年日本領台為止的歷史文獻。在這些往昔只有歷史學家與地方文史工作者會注意的文字中,陳光祖先生發現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記載。綜合漢人與荷蘭等多方面的文字記錄,台灣地區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公元1622年的澎湖。《皇明世法錄》一書中對馬公湖西的龍門村,曾有以下的記載:

    「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

    根據這條記載,在十七世紀初來到澎湖的漢人,在墾殖拓屋時,就發現了更早年漢人在澎湖地區的房屋基址。

    而在台灣本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日誌》於16425月份,也有以下這樣的記載:

    「上列盛土的盒子中,另有Tacabul山附近土番於掘山野時可能多見的山地,水晶數個,及項環兩個(金與銅混合者,及純銅者)。」

    Tacabul山的地望,約略在今天的台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員分公司,曾經派遣探險隊至花東一帶進行探查,尋找商機與貴金屬。而依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這些發現物是原住民「掘山野時」得來的,因此應是出自地層下的考古遺物,而非原住民族的工藝品。

    澎湖群島,對帆船時代的船隻來說,可以說是一塊充滿暗礁的危險海域,在高拱乾所修的《台灣府志》〈封域志〉中,也曾出現關於沉船考古的記載:

    「味銀嶼,波流甚急,紅彝時,通商諸番,金寶滿載而歸,船多磕破於此,土人善水者,入水尋銀,故名。」

    味銀嶼的地望,是在今天澎湖望安島西方,將軍嶼南方一帶的海域。高拱乾的〈封域志〉,描寫的是澎湖在公元1696年左右的狀況。換句話說,澎湖地區的漢人居民,對於澎湖過去的人文環境,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憑藉著他們對環境的深刻認知與技能,因此他們能將沉船撈寶作為一項生計選擇。

    而在《諸羅縣志》卷十二的〈外記〉當中,也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鄭氏時,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未開闢之先,又何得此瓶而瘞之也。

    我們從這段引文中,可以察覺出諸羅縣志書寫者們隱隱所含的歷史意識。「在漢人於十七世紀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成功政權來台、開闢台灣成為文明之地前,台灣理應為非漢族群居處的蠻荒之地,怎麼會有漢人、甚至是其他具有文明性的遺留呢?」

    總結以上幾條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為西方殖民貿易公司與中華帝國版圖邊陲時,不管是西方博物學家、或是傳統中華的金石學學者,皆不易將目光投注於台灣斯土。尤其在台灣被納入清朝版圖後,在西方田野考古學亦尚未傳入台灣的情況之下,台灣的考古學知識發展,在日本領有台灣之前,僅能算是某種「掠寶探奇」式的「前考古學」[1],雖然可以引起文人雅士的興趣,將這些鄉野趣聞摘錄到地方志或是筆記小說中,但這些書寫者們至多也僅能在他們所意識到的歷史中,去針對文物進行揣度,並未能累積太多有意義的學術資訊。

    在公元1895年,由於清日甲午戰爭的結果,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正式的海外殖民地[2]。日本為了盡速掌握台灣新領土的風俗人情,以方便其殖民統治,便派遣了不少學者前來台灣,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工作。而在公元1896年,日本學者、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粟野傳之丞,在士林芝山岩採集到人類所使用過的石器,並且於1897年於日本東京人類學會加以公開發表。因此,芝山岩史前遺址的發現與調查,被認為是台灣考古學發展的正式開端。而在隨後的日本殖民時代早期,以日本東京人類學會為主的博物學家,亦以個人踏查的方式,進入平地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內,進行小規模的民族學及考古學標本採集工作。例如鳥居龍藏於公元1897年發現了台北圓山貝塚後,又抵達台東,替卑南遺址留下了最早的影像紀錄。不過由於這些博物學家進行踏查的目的,在於查明台灣平地及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各種風俗習慣,加上他們尚缺乏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日本殖民早期的台灣考古學知識累積,主要是以採集、購藏標本與踏查紀錄為主,並非透過科學田野發掘工作來取得材料。

    公元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而土俗人種學講座亦於同年開辦。該門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氏,和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恰好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前後期的博士。不過和李濟先生以考古學方法重建中國上古史與民族史的目標與企圖相比之下,移川氏的治學理念明顯偏於民族學,而他與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學人的主要貢獻,也就在於建構台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架構,並且追索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問題。而在台北帝國大學時期(1928-1945),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與日本統治早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台北帝大的學者們,開始以田野發掘的方式,去搜集、取得考古學資料。在這十七年間,台北帝大至少進行了墾丁、蘇澳新城、花崗山、大湖等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是由於戰亂、資料難以整理的關係,因此這批早期考古發掘資料,並未有完善的發掘報告出版,而多散見於各個發掘者的論文當中。[3]

    在公元1929年,台灣考古學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中央研究院在同年成立之後,立刻派遣了人類學家林惠祥,來台進行學術交流與踏查工作。林惠祥曾在台北圓山遺址蒐集了一些石器標本,因此成了中國學者對台灣考古產生興趣的第一人。由於林惠祥本人志趣在民族學,他來台的主要成就,仍在於為中研院蒐羅、採購了一批台灣原住民的標本。這批標本部分藏於中研院史語所、民族學研究所,另有部分藏於中國廈門大學。但是,林氏的考古學標本,未能引起當時與往後中國學界太大的注意。因此,林惠祥於1929年於台灣進行的人類學調查,並未讓中日兩國的考古學者,針對台灣考古學研究進行激盪與學術對話。林惠祥來台雖是中日交流的佳話,而林氏亦是中國人類學界的俊傑。但是由於他過世太早,[4]加上1949年後台灣與中國之間緊繃的政治情勢,使得他的田野踏查成果,多被拿來利用為中國國族與政治動員工具,[5]少有嚴肅而富知識性的學術討論。因此他的台灣行對台灣考古學的發展來說,也僅能算是投入至廣大池水中的一顆小石。[6]

    如果我們回顧1895年至1945年之間,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考古學發展,我們主要可以做出以下幾點小結。

    1.台灣考古此階段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日本學者負責,尚未培養出台灣本土的研究者。

    2.但是,日本學者已經開始藉由對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建構台灣史前文化的層序。這些學術積累,將成為往後台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日本學者國分直一氏在1954年,回憶台灣考古學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工作概要時,提出了以下的說法:

    「這段期間,我們為台灣先史土器(陶器,括號內說明為筆者所加)編年史,注意遺物所代表的文化系統,同時對先史遺跡[7]相互間的系統關係之解析,與印度尼西亞系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之解析也非常注重。當然,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但若能使台灣先史遺跡的系統多少明朗化就深感安慰了。[8]

 



[1] 依照陳光祖先生的看法,無論是在東西方社會,掠寶探奇式的發掘,由於其發掘目的可能純屬意外,或者純為掠寶,因此和十九世紀以降流傳至今的考古學,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是透過這類前考古學的發掘,仍然可能激起當時人類對過往未知的好奇。而這種「前考古學」在西方的發展,也確實對往後科學考古學的萌芽,產生某種程度的正面影響,猶如煉金術與現代化學之間的關係。請參看陳光祖先生〈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田野考古》Vol.6 〔台北:田野考古編輯委員會,1998

[2]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日本人對北海道Ainu族傳統領域的「開拓」,與1879年日本兼併琉球王國,也是一種殖民的實踐。

[3] 目前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正在執行數位典藏計畫,並且亦有將日治時期考古學資料數位化的規劃。

[4] 林惠祥出生於公元1901年,卒於1958年。

[5] 例如,中國方面所刊行的林惠祥紀念書籍,便強調林惠祥發現了圓山遺址,並且是台灣考古學研究的先驅,請參見洪卜仁〈林惠祥學術事略〉、葉文程〈林惠祥對考古學的卓越貢獻〉,兩文皆收錄於《紀念林惠祥文集》。但是事實上,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與宮村榮一早在1897年,就已經標定圓山考古遺址,甚至將其列為台灣重要的觀光旅遊景點。因此若以「華人的台灣考古學先驅」指涉林惠祥,尚可算是對林惠祥先生的正確評價,但是將圓山遺址的發現強冠在林氏身上,或是完全抹煞日本學者對台灣考古的貢獻,筆者個人認為此誠非為正確而誠實的做法。

[6] 林惠祥的台灣行,請參看林惠祥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三號: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

[7] 此文中出現之遺跡二字,為日本考古學漢字專業術語,等同於華語中的「遺址」。

[8] 請參看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陳昱審訂《台灣考古誌》頁78,〔台北:武陵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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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開展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開展

展出日期:9649

展出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二樓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位於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內)

展出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

展出內容:

1.
常設展示: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成果展(二樓展場內)

數位典藏機構計畫在91-95年內,將院屬各所蒐藏的較大部份且具特色的珍藏典藏品數位化、網路化,以期達到學術資源共享、改善終身學習環境、保存文化資產、促進人文與資訊科技的融合、以及推動資訊產業與知識經濟發展多元目標。

2.
主題特展: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主題展(二樓展場內,展期至629止)

本特展為本院人社中心及計算中心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訊典藏計畫」第一期成果展示,內容除以海報展示說明2002~2006年工作成果外,並展示難得一見的早期測繪儀器、老舊航空照片、未出版的台灣堡圖之軍事要塞區圖及大型互動裝置等。

3.
主題特展:立體地圖展(聯圖一樓)

本特展內容為各式立體地圖模型,除有不同比例尺傳統塑膠立體模型外,並運用最新3D列印技術及3D顯示技術,使參觀者搶先體驗新世代立體地圖之發展狀況。

歡迎各位先進蒞臨參觀指教。

 

http://www.ihp.sinica.edu.tw/~da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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