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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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附錄一:一月二十七日文物館讀書會問題集

台灣的史前人類遷徙是一次、還是多次,這些文化是一脈相傳的嗎?

答:基本上,台灣的史前人類是經過多次遷徙的。最早的舊石器時代人由於人數較少,因此在七千年前大坌坑文化人自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前來台灣之後,可能很快就被大坌坑人所同化了。但是透過考古資料,學者發現在四千年至二千年前,中國大陸的黑陶文化要素,也跨越了海峽來到台灣,很可能意味著此時又有新的人群從中國大陸移動,帶著黑陶來到台灣生根立足。而在距今二千年前左右的台灣,直到進入歷史時期為止,儘管在台灣海峽之間可能暫時沒有大規模的人群移動,但是台灣的史前人與亞洲各地,卻仍然保持著資源交換的關係,持續和外來文化保持互動。海洋對某些文化可能是阻礙,但是對於史前的南島語族卻是道路與橋樑。因此台灣的原住民文化,雖然在十七世紀之前可以說是一脈相傳,但是也仍然容納了一些考古學家現在仍未能爬梳清楚的外來要素,才有今日的面貌。

 

台灣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嗎?

答:很遺憾,因為哆啦A夢只存在於電視上,因此我們還無法百分之百地肯定這項假說。但是台灣的原住民與東南亞、大洋洲的南島語族在基因與語言文化上的相似之處,是非常肯定的。而從考古資料來看,台灣與亞洲大陸東南沿海(自長江口至越南)一帶、具有南島文化要素的史前文化遺址,其分布年代至少可早到距今大約七千年前,而越往南方與東方移動,史前遺址的年代也就越晚近。因此就目前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台灣確實是南島語族起源地的「熱區」之一。

 

台灣西部的文化為何遠較東部繁盛呢?

答:其實這種說法也不完全正確,如果我們將時間拉到距今三千年前,當時台東的卑南文化已經擁有大型聚落,同時也懂得以巨石營建大型建物,而至少就現在的考古資料來看,同一時間的台灣西部地區卻還沒有出現足以匹配的複雜社會遺留。而花東地區加工製造的人獸形玉玦,普遍在當時台灣各地的遺址中出土,似乎受到當時台灣不同族群的歡迎。如果我們運用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來詮釋這種現象的話,在三千年前,台灣的時尚與流行文化中心可能是在花東、而不是在西部呢!只是後來進入到歷史時期之後,風水輪流轉,更為強勢的漢人文化進入西部、迅速同化了平埔族原住民,才使得台灣文化重心產生了轉移。

 

為何考古學家能夠知曉遺址的所在地?

答:引用中研院台灣考古數位典藏博物館內容,原文網址為http://www.sinica.edu.tw/~damta/mu03-2.html

    其實,考古學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事。他們都是用最笨、最直接的方法,一點都不能取巧。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正是考古學家的最佳寫照。

   通常,他會從觀察暴露在地表的現象著手,因為耕作會使遺物被翻出地表,而侵蝕或工程挖掘的斷面,更是觀察人類遺跡露頭的良好地點。不過,即使像台灣這樣面積不大的地方,總也不能每個地方都踏遍,所以先要以研究的目的和對象來選擇調查地點。

    如果要從事台灣歷史時代早期的考古,當然就不能遠離台南附近;如果要尋找台灣史前遺址,那就不能去西海岸,因為離海岸線數公里到十多公里的台灣西海岸地帶,是最近兩、三百年才形成的,當然不會有史前遺址。

  調查地區確定後,還須閱讀相關的文獻材料,甚至傳說神話,都能提供線索。現地採訪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向當地人打聽那裡出土過奇怪的東西;拿一些實物給村民看,問他們可曾在附近見到。過去由於當地居民的報告,因而發現新遺址的例子,可說不勝枚舉。

   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是吸收有關調查地區現在和過去的地形、自然背景知識,而根據已發現遺址的分布情形,也可用以類推可能的遺址所在。舉些例子來說,台北盆地的史前遺址多位於盆地邊緣突出的緩坡,或在淡水河三支流的河畔高地上;台南地區的史前貝塚遺址,多半分布在海拔約十公尺的臺地邊緣。

   考古學家還會在實地調查前,利用地形圖作紙上的初步研判,因為地形圖能清楚告訴我們河流的分布,河階、海階及沖積平原何在。河階及沖積平原所發現的遺址最多,因為人類選擇居所,水源和可耕地是重要的因素。舊石器時代的人常住在洞穴,石灰岩地區洞穴最多,就可以用地質圖標示的石灰岩地區去調查洞穴遺址。

   然而考古遺址也不一定都會在地表顯露痕跡,這時候為了探查地下的情形,就要借助其他工具或儀器。像用探針、探鑽來掘取土壤樣本,檢查有無人類活動的遺跡。

  最後一個,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那是開挖探坑或探溝,來確定某地點是否為遺址。這些步驟和推測的運用,就是考古學家發現遺址的「本事」。其實,運用的巧妙與否,才是真正的本事,不過這就沒有法則可說了。

  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上對遺址的概念。認定遺址存在的指標除了 "遺物",還有 "遺跡"。所謂遺跡也是人類活動的遺留,只不過它不是物質性,例如史前房屋的木柱腐朽後,會在地裡留下柱洞的痕跡;又如法國南部舊石器時代後期的洞穴中,偶而會發現留下地上的腳印,柱痕和腳印都能用這些來判定遺址的存在。但並非在一地發現遺物或遺跡,就表示發現遺址,還得進一步檢查出土的地點是否為遺留物的「原有地位」(in situ)。

  如果遺物是被搬離原地而存留在他處,則該地就不是遺址而是考古學家所謂的 "二次堆積 "。所以任何遺物地上或地下,只要保持原有位置未移動時,該遺物就構成遺址的全部或一部份;若經搬動或取出而存留在他處,則該地就失去成為遺址的條件了。(錄自劉益昌 1993

 

考古探方的大小為何?該如何決定?

答:考古探方(亦稱發掘單位)是標定遺物與現象重要的參考依據,如果我們把遺址當作是一個大城市,那麼探方就好比是城市中的道路與地址。探方的大小並不固定,主要是依據發掘當時的情境來決定,例如經費、人力、時間或是現場現象分布等因素,都可能會左右探方的大小。以史語所的安陽考古為例,就曾經大量發掘十公尺乘一公尺(長方形)、與十公尺乘十公尺(正方形)的探方。不過由於資料處理的難易度與便利性,因此近年來台灣考古工作,多半是採用正方形探方進行發掘,大小從二公尺乘二公尺到十公尺乘十公尺皆有之。

 

十三行遺址的發現與鐵渣有關,但是鐵渣的數量真的多到足以影響航空器羅盤運作的穩定嗎?十三行人煉鐵的原料從何又是從何而來?

答:十三行遺址的面積超過六萬平方公尺,而其中A區、C區、D區、E區、H區,都有鐵渣的分布,其厚度約5-10公分不等。而當地人在考古發掘之前,也已經知曉地層底下有鐵渣的分布,將其命名為「鐵屎石」。因此鐵渣在十三行遺址的分布之廣、數量之多,是可能會影響航行器羅盤之運作的。而北台灣雖然沒有鐵礦脈的分布,但是在北海岸卻有鐵砂的分布,這很可能就是十三行文化煉鐵原料的來源之一。而考古學家陳光祖先生也提出了台灣原住民煉鐵原料,可能來自台灣沿海遭難船隻的說法。陳光祖生認為,原住民會對漂流至台灣沿海的遭難船上的物資,進行最佳的利用,船上的鐵釘、鐵材等難以作為生活工具的金屬就可能被融化之後,重新鑄造成工具,這也就是俗話所說的「破船也有三千釘」。總結以上兩種說法,十三行人的煉鐵原料來源,很可能超乎我們想像的複雜,但是仍然需要更確切的證據與科學分析才能做出論斷。不過目前針對煉鐵遺留所進行的科學分析,似乎較為支持「北海岸鐵礦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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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五、結論

    考古學在台灣,風風雨雨也走過一百一十一個年頭。或許和世界各地宏大的古文明遺址相較之下,有人會認為台灣考古只是清粥小菜,無甚可觀。但是,考古學的研究,仍然給予我們立足在台灣的時空座標,讓我們得以瞭解前人在台灣島上活動、生存與拓展的軌跡。而台灣考古學給予台灣人的最大啟示,或許便在於古代人類勇於邁向未知的冒險精神,以及他們與大自然共生、在地理環境多元的台灣成功適應的智慧。在缺乏文字史料的條件之下,也唯有考古學家的努力,才能夠讓一篇篇埋藏在地層時空關係間的史詩,為我等所熟知。

    而在台灣考古學走過一百一十個年頭的今天,台灣所累積、典藏的考古資料,將可以成為大陸、東南亞與大洋洲考古的重要資訊來源。而台灣在資訊、博物館與數位典藏等領域的經驗,也能和國外的考古文博學界進行交流。共同為人類歷史的研究與傳承貢獻心力。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研究的了解日漸加深,因此預料未來社會大眾對於考古資訊的需求,將會有更大幅度的成長。由於台灣考古研究客體具有時代斷面上的特殊性,和原住民的文化傳承有相當高的關連,在原住民意識高漲的今日,台灣考古學界如何在研究的精深、知識的推廣普及與原住民權益的尊重三方面取得平衡,將是台灣考古學界與關心考古的朋友,未來需要關注的議題。

 

引用文獻

陳光祖

〈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田野考古》Vol.6 〔台北:田野考古編輯委員會,1998

洪卜仁

〈林惠祥學術事略〉《紀念林惠祥文集》〔廈門:廈門大學,2001

葉文程

〈林惠祥對考古學的卓越貢獻〉《紀念林惠祥文集》〔廈門:廈門大學,2001

林惠祥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三號: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

葉春榮 編著

《左鎮歷史圖像》〔台南縣左鎮鄉:南縣菜寮化石館,2003

葉春榮 黃文博

《陳春木紀念文集》〔台南縣: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3

張超英 口述 陳柔縉 執筆

《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2006

劉益昌

〈世變與傳承——史語所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73-872004.8

陳奇祿

〈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7期,1966

白先勇

《蘗子》〔台北:允晨文化,1992

陳存恭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雙隹

〈我的祖先在台大流浪〉自由時報200539自由廣場

宋昱潔、葉長庚

〈被污名化的考古學〉中國時報2005416時論廣場

漢聲雜誌社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台北:漢聲雜誌社,1994

揭陽

〈素人考古者VS.廟堂考古學〉《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第218(2005.12)

劉益昌 編審 黃啟瑞 鍾國風 撰文 杜福安 漫畫

《黑狗大風-上古甦醒的島嶼傳說》〔台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6

劉益昌

〈我們在不同的時間走過〉《科學人雜誌》特刊4號-多樣性台灣(2006.9

 

引用網路資源

台東討壺聯盟官方網站

http://210.240.180.222/~ryan/Taitung/index.htm

台東市公所網站

http://www.taitungcity.gov.tw/NEWS/940322huvisit.htm

東森新聞2007115地方中心

〈台灣第一枚錢幣,外圓內方!現身多良遺址〉http://www.ettoday.com/2007/01/15/124-2041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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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我們腳底下的台灣歷史,大致上可以區分成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與歷史時期等四個階段。以下我們就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依序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1]

    舊石器時代(距今約五萬年前至六千五百年前)

    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經歷了劇烈的地質變化,由於冰河時期地球海平面下降,台灣島與亞洲大陸連結在一起,使得古生物得以沿著台灣陸橋,自亞洲大陸遷移到台灣,古人類可能也就在追逐獵物時,不知不覺地來到了台灣。這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是以狩獵、採集和漁撈維生,他們的聚落人數不多,以形式簡單的石器為最主要的工具,也還不懂得農耕栽培。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豐饒自然資源的環境。因此他們與自然和平共生,並沒有透過人為方式改變環境。而隨著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這些史前人類也就被隔絕在台灣島上。

    在此一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遺址有台南縣左鎮鄉的菜寮,與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左鎮的菜寮於日治時期,就有古生物化石的出土。雖然此處並沒有古人類聚落的遺留,但是在這裡出土的人類化石遺留,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其定年大約落在距今兩萬至三萬年前,這也是目前台灣所知年代最久遠的人類化石遺留。而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雖然缺乏化石人類的出土,但是考古學家卻發現到了不少石器的遺留,足以協助考古學家拼湊出當時人類的生活點滴。

    新石器時代(距今六千五百年前至一千八百年前)

    距今約六千五百年前開始,有數群史前人類,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點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乘船渡過台灣海峽來台。他們與舊石器時代台灣史前人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們除了舊石器時代延續而來的漁獵、採集手段以外,這時期的史前人類,更懂得以種植根莖類作物的方式生產糧食;而石器的製作水準也有飛躍性的進展,石器更加精細,並且針對不同的生產用途製作不同的工具。他們還懂得燒製陶器,並在陶器表面刻畫製作流暢的紋飾,這顯示當時的台灣史前人已經具有了美學的意識。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遺址有台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由大坌坑遺址中所出土的石器,考古學家認為其中有不少並非是漁獵之用的武器,而是可供農業耕種之用的石製工具,因此大坌坑遺址,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有農業栽培的遺址。而大坌坑文化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似乎也遍及整個台灣的西部海岸地區。

    另一個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是台南縣南科園區的南關里遺址。這個時間略晚的遺址在文化表現上,與大坌坑遺址相當類似。當時居住在此的史前人類同樣懂得漁、獵,也精通陶器製作。而在大坌坑遺址中,考古學家對於農業產食活動的內涵尚沒有非常清楚的把握,但是在南關里遺址,考古學家卻發現了距今約五千年前的稻米化石遺留,這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確切與人類產食活動有關的植物化石證據。更有趣的是,在南關里遺址中,考古學家還發現了犬類的化石遺留。而由於這隻犬類化石保存良好、全軀下葬,而不是零散的骨骸遺留。因此考古學家推測,這隻狗,曾經和南關里人一同生活,甚至可能是南關里人的寵物,而非食物。[2]因此,這是目前所知台灣史前人類馴養動物、與犬類和人類共同生活的最早證據。

    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開始種植稻米。此時期聚落規模較先前為大,居住時間也相當長久,顯示當時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邁入更為穩定的部落社會。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除了平地以外,史前人類更開始往中高海拔山區移動,尋找新的適應方式。而從遺址中墓葬隨葬品的差異、以及無頭墓葬的出現,考古學家推測當時社會已經有了社會階級與貧富的區分,而聚落之間也已經有了資源爭奪與戰爭的行為。而當時的東台灣與北台灣,普遍流行以玉製成的飾品,但是這種玉器文化,卻在距離現在兩千年前左右神秘消失。今天的台灣原住民在文化表現上,並沒有繼承到對玉石的認知、以及對玉器使用的完整文化體系。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玉器文化,最後究竟何去何從?仍然是考古學家正在熱烈探討的問題。[3]

    新石器時代中期代表性遺址,首推台東縣的卑南遺址。卑南遺址距今大約有四千年的歷史,居民以農、漁、獵維生。這是當時東台灣、甚至是整個台灣規模最為宏大的聚落。卑南遺址的建築格局方正整齊,顯見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在聚落範圍內也建造有永久性的巨石建物(如月形石柱),這暗示著當時的卑南人,是個社會組織嚴明的族群。而在卑南遺址中最令人驚訝的發現,在於精美的人獸型玉玦與其他種種的玉飾。經過科學鑑定,這些玉器的原產地應為花蓮的平林,而在平林當地也有玉器考古製作遺址的出土。這項發現,代表著卑南聚落人的勢力範圍,很可能遠達北方的平林,或者至少和平林地方的人群發展了貿易往來關係,才能掌握穩定的玉器來源。而耐人尋味的是,這類人獸形玉玦,不只在花蓮、台東,甚至在整個東台灣與北台灣的考古遺址,都有發現。如果用一點俏皮的說法,或許當時的花東地區,才是當時台灣時尚的尖端地區,他們所製作的玉器,成為各地炙手可熱的交易品。

    在年代稍早,大約四千五百年前的台灣西海岸人群,則發展另外一種有趣的交換體系。考古學家在1970年代開始發掘並且研究台灣西南海岸地帶的考古遺址時,發現了不少以玄武岩為材質製作而成的石器。但是台灣本島地表缺乏玄武岩露頭,依照這批石器定年所屬石器時代早期與中期的工藝水準,當時的史前人類根本缺乏適當的採礦技術,因此這批石器的來源也就成為考古學家百思不解的謎團。直到1980年代,台灣考古學家開始將目光放到了澎湖群島中的七美島,才發現了在這個玄武岩小島上,有著四千五百年前的史前遺址,而這些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與廢料,似乎暗示著當時居住在澎湖的史前人類不僅懂得利用玄武岩製作石器,他們所製造的石器數量更是遠遠超過了這個聚落本身所需。因此,考古學家推測澎湖的人們,很可能就以這些玄武岩石器成品,乘船渡海來到台灣西海岸的各個聚落,交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這種史前的跨海貿易體系,可能維持了數百年之久。直到往後的人們改變了對石器製造的認知,不再以玄武岩作為石器製造的重要材料來源,這種跨海貿易關係才逐漸終止。

    大約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史前人類也將他們的生活擴展到內陸、甚至是山區地帶。以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和台中縣和平鄉的七家灣兩個遺址為例。這些遺址都有建築基址、墓葬,甚至是火塘等生活機能強烈的遺跡出土,顯示史前人類曾經在此長久生活。而曲冰與七家灣遺址皆鄰近溪水,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而透過針對遺址出土石器的分析,考古學家也發現到了許多適合捕魚的工具,這點似乎強烈暗示著這些史前人類不僅在此地生根,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更善於利用此地的自然資源,讓我們見識到了他們聰穎的適應力。

    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距今一千八百年前至三百五十年前)

    距今一千八百年前,台灣各地逐漸邁入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化階段。此時台灣西海岸的史前人類,開始掌握鐵器與金器的製作技術,因此開始以金屬器作為主要生活工具。台灣東部與丘陵、山地的人群,由於金屬器取得不易,仍然以石器作為主要的生活工具。因此稱之為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

    此時的台灣史前人類,工具與武器持續進步,聚落與人口數量穩定成長,而各地之間在文化表現上的差異更大。除了逐漸複雜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之外,台灣與島外的交流亦更趨熱絡。在十三行遺址就曾發現不少來自東南亞與中國等地的文化遺物,顯示當時的台灣,尤其是北海岸地區,可能是中國宋元以降與琉球交通網路中的一環。

    而在此時代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台北縣八里鄉的十三行遺址。十三行遺址是一個擁有數百人口的中型聚落,但或許是因為掌握了煉鐵的技術,使得十三行文化成為一個分布廣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考古學文化。除了煉鐵與金屬器的使用以外,十三行文化中強烈的外來文化要素,包括漢人瓷器、銅錢、印度出產的瑪瑙珠等遺物出土,再再顯示了十三行人在當時西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之間的貿易網路中,曾經佔有一席之地。而當時的十三行人,還具有令人驚歎的美學意識。在十三行遺址中出土各式各樣動物與人類造型的陶偶,至今仍能給予欣賞者跨越時空藩籬的會心一笑。而十三行的人面陶罐上的靜謐人臉,也誠然是台灣史前美術作品中的經典。

    而在台東的多良遺址,考古學家有更令人驚訝的發現。在多良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類似」中國銅錢的錢幣鑄模。[4]綜合早期荷蘭、西班牙文獻與人類學研究的結果,台灣原住民族在被納入現代國家體系之前,應該並沒有以商業貨幣進行交易的文化傳統與紀錄。在台灣東部發現疑似中國錢幣鑄模,就現階段來說,這項發現帶來了更多問題、只能讓台灣的考古學家更加困擾。不過這種種發現,至少也暗示了台灣原住民族群對金屬器應用與製造技術的掌握,可能遠遠超過目前歷史文獻所帶給我們的印象。

    歷史時期(距今約三百五十年至今)

    自公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台南建立貿易據點開始,台灣便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貿易網路的一環。而在當時的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戰火方熾。為了與信仰新教的荷蘭相抗衡,在菲律賓擁有殖民地的西班牙王國,也趕緊在北台灣的基隆與淡水建立殖民地。而尚未完全鎖國的日本,也有許多貿易商來到台灣進行貿易。明朝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擁有龐大勢力的海商武裝集團,也同樣把眼光放到台灣,來此尋求貿易與生財的機會。由於明朝內政失政與天災、內戰的肆虐,使得中國東南沿海大批的農民無以維生,在東亞航海貿易交通線熱絡、加上荷西殖民政府的鼓勵之下,許多漢人離開他們的祖籍地,前來台灣進行農業墾拓的工作。而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來到台灣的日耳曼、菲律賓與越南籍的僱傭兵、來自瑞士的旅行家、來自比利時、法國的東印度公司雇員、身為奴僕的黑人,讓十七世紀前半的台灣,充滿了歐亞交會的色彩。

    在公元1662年鄭成功政權領有台灣、與1683年清朝擊敗鄭氏政權,將台灣納入版圖以後,台灣和國際的接軌便逐漸模糊,但是台灣與中華帝國與文化之間的關聯卻更趨密切。更多的漢人為了生計,陸續來到台灣。原住民族與漢人的互動,無論是和平的婚姻、貿易或是詐騙與武裝衝突,皆更為頻繁而密切。在許多考古遺址中,都出土了漢人的瓷器與生活用具。不過此時大多數山區的原住民聚落,仍然保有其文化特色,許多年代晚近的考古遺址也可能和歷史與人類學文獻上的原住民族群有關。

    屬於歷史時期、最為人所熟知的考古遺址,莫過於台南市的熱蘭遮城遺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方便其在台灣的統治與貿易,便於1624年興建本城,這是台灣第一座非南島語系的聚落,也是台灣第一座的城市。由於台江海域數百年來的嚴重淤積,使得原本位在半島上的熱蘭遮城,已經看不出她身處全盛時期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數百年來多次的改建與建築材料的再利用,[5]使得今天觀光客所見的「安平古堡」,僅有一小段磚塊結構,是真正擁有三百餘年歷史的文化資產建物。但是透過往地下底下所進行的發掘,考古學家不僅發現了荷蘭時期商館建築的遺留,更在地層中發現了大量當時的文化遺物,經過與其他博物館藏品與藝術史研究成果的比對研究之後,考古學家發現這些埋藏在台南市安平區地層底下的遺物,包括有來自來自中國浙江景德鎮與福建的瓷器、日本肥前的唐津燒、甚至還有來自荷蘭製的煙斗與日耳曼的陶罐。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見證了十七世紀熱蘭遮城的國際色彩,以及當時台灣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與全球貿易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同樣位在台南的社內遺址,則是十七世紀後半平埔族群原住民的生活遺址。社內遺址所處的時代,正是明鄭與清朝政權逐步交替,台灣被納入到中華帝國版圖中,漢人在文化、產業、政治與人口等社會結構各層面逐漸取得優勢的時間點。因此在社內遺址中,除了傳統台灣考古學文化所慣習製作的陶器以外,更出土了大量由中國福建地區窯廠,所製造的安平壺與瓷器。這些安平壺除了成為平埔族原住民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更在平埔族群祀壺信仰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物質物件在意義上的改變,以及原住民傳統製陶技術沒落、漢人瓷器的大量採借與應用,也正象徵著台灣逐漸由純南島語系社會過渡至以漢人為主的移民社會當中,所經歷的文化消長過程。

    無論如何,透過長達數萬年的文化累積、以及多元族群的努力,我們的家園--台灣,也就在許多不同人群的打拼之下,逐漸成形,成為我們今日所熟悉、所熱愛的樣貌。

 



[1] 由於目前台灣考古科普書籍出版相當蓬勃,因此讀者可以輕易找到許多具有知識性與可讀性的入門介紹書。而目前最新的台灣考古科普書籍,是劉益昌先生擔任編審的《黑狗大風-上古島嶼甦醒的傳說》〔台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6〕。

[2] 若是犬類化石非全軀,而是以零碎的骨骸狀態出土,或是出土的週遭還發現有其他食物的殘留,就很有可能意味著這隻犬類在生前很可能因為需要成為人類的食物,因此曾經遭到肢解。若是化石出土時週遭還伴隨有其他食物的遺留,例如其他零碎的哺乳類、魚骨、貝類化石,那麼考古學家就有更強烈的證據,推測這隻不幸的犬類也和其他的動物一般,成為人類的盤中飱。

[3] 請參看劉益昌 〈我們在不同的時間走過〉《科學人雜誌》特刊4號-多樣性台灣(2006.9),頁114-121

[4]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考古團隊,於20062007年之交於台東縣多良遺址,發掘到了疑似中國錢幣的鑄模,初步的定年結果大約是在距今1300年前,詳細的考古報告尚待整理中。請參看東森新聞2007115地方中心之報導〈台灣第一枚錢幣,外圓內方!現身多良遺址〉,網址為http://www.ettoday.com/2007/01/15/124-2041395.htm

[5] 清朝領台末期,對台灣建設擁有卓著貢獻的傑出官員沈葆楨,可能做了一件以今日文化資產保存標準而言相當難以接受的事情。由於1868年英國海軍曾經為了樟腦貿易爭端,砲擊今天的台南府城。因此為了鞏固台南府城防務,沈葆楨決定在台南建築配備有最新式西洋火炮的「億載金城」砲台。由於預算有限、建材不足,因此大量來自熱蘭遮城、經過三百年風吹日曬仍然存留的磚塊結構,就被工人拆解,移作為「億載金城」的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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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台灣的考古學與台灣社會之間,其實是存在有相當錯綜複雜的關係。考古學家如何看待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如何看待考古學?而考古學者和各種次級團體之間又是如何進行互動?在本節,我們將透過文化人類學的訪談方式與各類型文獻的回顧,逐步爬梳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之間的互動機制與圖像。

    名作家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蘗子》,透過幾位主人公的生活點滴與喜怒哀樂,對6070年代的台灣同性戀生態圈,有著深刻而動人的描寫。在其中,「阿青」與「小玉」這兩個角色,因為小玉希望奮發用功、討乾爹林樣的歡喜,曾經有過一段充滿喜感的對話:

    「小玉,我看你不必去考開南了,你去唸台大考古系,我管保你不用考試,他們還會給你獎學金呢?」

    「為什麼?」

    「你真驢!」我笑道,「你對老骨董這麼有研究,台大考古系要聘你去做研究員了—以後我們就叫你『王考古』吧!」

    「老骨董有什麼不好?」小玉笑得一雙桃花眼瞇成了一條縫,「老骨董愈老愈值錢麼!」[1]

    透過以上兩位主人公的對話,我們可以察覺出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學科「探索、復原古人生活」的目標與方法,並不十分理解。對於考古學的概念,也就限於「研究古代」、「鑽研骨董」、「愈古老愈好」等模糊而籠統的層次。

    石璋如先生儘管是中國考古學界的巨擎,但是他對台灣考古學界的人才培育與早年的研究發掘,也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石璋如先生的回憶錄中,分別提到了他在1950年代史語所遷台初期,分別在大甲與八里兩地進行田野調查發掘時的經過:

    「到了中午,正好發現了人骨,心中相當興奮晚上回到鎮上,我們用紙包好骨頭,裝在包裡帶回,我們也絕口不提。因為旅館有忌諱,如果給旅館知道了,就絕對不會讓我們住的。我們就把人骨緊緊包好,藏在床底下。第二天要繼續工作,我們也沒有在離開旅館的時候交回鑰匙,只說為了方便進出,想把鑰匙放在身上,實際上是怕旅館清理房間的時候發現人骨,會增添許多麻煩。」[2]

    「屋主前來應門知悉來意後,說他家孩子出痘子不見生人,不准我們來有一天,學生發現側躺的人骨架,旁邊有個罐子裝滿玻璃珠,再旁還有人面(),算是一大發現。本地人說,出天花的孩子就是被鬼魂騷擾才得病,這個白髮小老頭(我年齡不大已有點白髮)很厲害,能找到人骨架驅走了鬼魂,小孩病就好了,所以大家不能再和考古團作對了。」[3]

    從以上兩段寶貴的回憶中,我們發現在1950年代初期的台灣民眾,對考古學的認知遠較70年代更為不足。民眾對於出土骸骨,是以自身宇宙觀、也就是漢人傳統的民間信仰來加以解釋,認為是不祥、不吉利的無主孤魂。而我們也看到,考古學家發現了這些「孤魂」的屍骸,有時擔心若是被投宿旅館的業主發現,就會面臨掃地出門的命運。可是在另一個情境之下,同樣發現骸骨,卻又成為當地居民眼中的英雄。同樣的行為,卻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解釋,這也真是人類文化當中的弔詭。

    到了1980年代,台灣民眾又是如何看待考古發掘研究呢?家鄉原籍台東的報導人L先生,曾經和我分享他隨著長輩參觀遺址的經驗。當時,住在台東卑南搶救發掘現場附近的台東縣民,在暇餘時經常會帶著家人朋友,一同來到考古遺址參觀工作情形,看看熱鬧。當他們看到探坑中一具具人骨出土的情形,年長的縣民忍不住評論道:

    「那些都是假的啦!都是用刻刀刻出來的啦!」

    在台東地方朋友的眼中,那些出土的人骨與玉玦,都是考古學家用小刻刀雕出來的。這些參觀者們居然有這種反應,也是相當值得考古學家玩味與自我內省的。

    筆者於2004年夏天,曾經因公前往十三行博物館。中午休息出外用餐,在同事的介紹之下,至附近的麵攤用餐。老闆娘熱情接待,不過對於十三行博物館內的展品,卻倒是隨口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評語:

    「破甕仔有啥好看?」

    因此,小結以上一般民眾對於生活週遭考古發掘與相關遺物的意見。我們發現,早期一般台灣民眾由於對於考古學不熟悉,缺乏完整認知。而考古發掘所得文化遺留多屬南島語族所有,又和現代以漢人為主要組成的台灣社會缺乏血緣歸屬,難以形成認同紐帶。因此對考古學家的工作多半抱持著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敬而遠之的消極態度。少數對考古有興趣的朋友,也多半是以大陸悠遠的中華考古成果,作為其欣賞與浪漫想像的投射對象。台灣考古對於一般民眾,誠然是種陌生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將以1980年代,卑南與十三行兩大重要台灣考古研究成果之中,考古學界與社會的各種互動,來探討考古學與台灣社會的競合關係。

    1980年,台灣鐵路局進行台東縣台東新站的建設工程。但是在工程進行中,意外發現了一個規模甚大的考古遺址,在台東地方缺乏研究人力與考古發掘研究專業知識的情況之下,台東縣政府便商請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率領台大師生赴台東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的搶救考古發掘。由於當時台灣社會普遍缺乏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因此在發掘的過程當中,考古隊往往必須和時間與台鐵的怪手賽跑。而地方上也有不肖人士,在聽聞有考古發掘工作進行後,竟然前往發掘現場進行盜掘。因此儘管台東地方政府與文史工作者對於考古工作,是抱持著正面與鼓勵的態度,但是當時一般的台灣民眾,對於考古工作的認知與素養,委實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經歷了1980-821986-88年兩階段的卑南考古發掘之後,國立台灣大學考古隊,在台東地方缺乏適當場地存放卑南出土文物的情況下,便將發掘遺物帶回台大人類學系保存。而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也向政府要求將遺址現地進行適當綠化保存,並且設置卑南考古遺址之專屬博物館。1990年,館址設於卑南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成立,由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連照美教授,擔任第一任的籌備處主任。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本人的個性與教育行政科層體系格格不入,因此連教授不久便離職,而連教授亦不願將存於台大的卑南考古遺物,逐步轉移予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2年,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開幕,台大未歸還卑南文物的議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儘管原本達成了台灣大學與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共同保存」[4]卑南文物,並且制定文物歸還時程,準備逐步將文物送回台東。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的強烈反對,因此直到2005年,大部分的卑南文物,仍然由台大人類學系保存。

    由於台大人類學系方面遲遲沒有完整的文物歸還具體措施,使得卑南文物歸屬問題逐漸成為台東地方人士所關注的話題,旅遊業、文化界、地方民意代表開始組織「台東討壺怒吼聯盟」[5],台東地方政府也有意識地進行動員與串聯。[6]更重要的是,雖然今天的卑南族和卑南遺址的先民,尚不能確認兩者之間是否有實際的血緣關聯,但是在族群與地方認同的運作之下,台東地區以卑南、阿美族為主的原住民,在卑南文物議題方面,仍然採取了積極支持討壺運動的態度。而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行政決策群,儘管非常希望能夠讓卑南文物「回娘家」,但是由於他們幾乎都曾經是連照美教授的學生、受過連照美教授的提攜與指導,因此在整個事件當中,這群台大人類學系出身、又身負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立場與台東縣民期待的考古學工作者們,恐怕是整起事件中心靈煎熬不亞於連照美教授、立場最為尷尬的一群人。20053月,台東地方人士在地方政府的組織動員之下,發動了三百人前來台北,分別至台灣大學及立法院進行示威抗議。這是台灣社會頭一次,地方人士與原住民族以社會街頭運動的形式,向人類學界進行抗爭。這也可以說是台灣考古學界在公共關係與形象上,所遭遇過的最大挫折。

    如果說實際的示威抗議給予台大壓力的話,那麼在各式各樣媒體上對卑南文物事件的討論,大概就是對台灣考古人類學界的批判吧!在2005年,各大平面媒體的讀者投書上,曾經針對卑南文物事件有過激烈的筆戰。例如一位台東地方出身的高中生,就曾為文聲援討壺聯盟:

    「還我祖產、還我尊嚴」

    「神聖的學術研究竟成為私人佔有的藉口;一流的最高學府竟是竊佔國家資產的幫兇!」

    「難道說,頂著第一學府的耀眼光環便擁有食言的本錢?難道說,台大人類學系教授不解中文陳情書,要台東人譯為甲骨文以便閱讀?難道說,偏遠台東皆化外之民,為了教授個人學術成就與聲望,外來請求全可不予理會?」

    「部落長老曾述說,他多次在夢裡看見祖靈飄蕩在杜鵑花城,試圖找回屬於自己的器具;村裡靈媒說過,夜裡的石板棺總會面向北方哭泣,等待主人回家。」[7]

    而臺大人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宋昱潔、葉長庚,也為文為台大人類學系辯護:

    「身為一位考古工作者,不該有私自收藏或涉入買賣遺物的行為。」考古學者的目的不為收藏,而是為說出古物背後的故事。近來部分報章媒體刊登「霸佔」、「侵占」、「佔有」等字眼,除了顯示對考古學研究的誤解外,也深深打擊平時在此乏人問津的冷門領域中默默耕耘與付出的人。」

    「所以我們要問:民間團體要的是什麼?文物的觀光經濟效應?政治聲望提升?祖器回鄉?以一個學術單位來說,與其草率轉交,使得文物在突發狀況下意外損傷,我們更希望有一個完整、周詳的計畫來進行移轉,也期望這批物件回到台東後能夠在社教與研究領域上有更好的發展,而不是淪為定時換展的展示品。」

    「如果祖靈垂淚可以解釋為無法回歸土地的哀傷,那麼祖靈有沒有可能因無法為人所理解而悲傷?」[8]

    台灣的人類學界,從未在各大新聞媒體上得到如此高的曝光率。但是這種高曝光率,卻是隨著負面新聞而來,誠然令人感嘆。卑南文物終究已然回到台東,但是卑南文物事件對台灣考古學界所造成的負面傷害與省思,更是值得所有考古學家深思。考古學家難以體認社會大眾對「文物資訊公開」的殷切需求,而在地方需要話題、需要有文物為地方文化與旅遊產業服務、加持的時候,考古學家所有的「研究需要」、「研究時程」,對於地方人士來說,實在只不過是學術象牙塔人士缺乏經濟成本與效率考量的藉口。但是,地方人士、社會大眾與媒體也難以瞭解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發掘研究時所需要付出的心血與背負的壓力。原本80年代在台東深受歡迎、對卑南文化研究付出同等心力的宋、連二位教授,於今日的台東史前館館中,卻只有宋文薰教授的銅像,靜靜地坐落在博物館的地下展示大廳;連照美教授的名字,如今在台東卻宛如被詛咒一般,成為不該被提起的名字。考古學界與社會兩種截然不同、南轅北轍的認知體系,使得卑南文物事件的結局,蒙上了一抹悲傷與遺憾的色彩。

    如果說台東卑南文物事件,是整體台灣社會對考古學的競爭的話,那麼十三行遺址的發掘與相伴隨的社會運動,似乎就可以被視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合作、共同進行遺址搶救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典範。

    1955年,中華民國空軍少校飛官潘克永少校,在台北縣八里上空執行例行巡邏任務時,發現機上的羅盤指針有不穩定現象。潘少校綜合飛航經驗,判斷這種不正常現象,很可能是受到了地底下鐵礦的磁場干擾所致。因此潘克永少校便聯絡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林朝教授,與民間企業人士,共同至八里鄉探勘鐵礦礦脈,並且評估開採的可能性。但是在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學者發現八里地底下並無鐵礦礦脈,之所以造成羅盤不正常的原因,是因為地層淺處存在有大量當地人戲稱為「鐵屎石」的煉鐵渣殘餘。1957年,當時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任教的石璋如先生,率領師生前來八里鄉的十三行進行試掘,發現了史前人類的墓葬、陶器,正式確認十三行為一考古遺址。

    但是,由於經費與研究人力的限制,十三行遺址在發現之後,考古學界無力進行大規模的發掘與研究。1989年,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計畫局,在未進行詳盡環境評估的情況下,將十三行遺址列為即將興建的八里污水處理廠施工工程範圍。這項工程,引起了考古學界的注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與劉益昌兩位研究人員,趕緊率領考古團隊至現場進行較大規模的試掘。並且開始和台灣省住都局進行交涉,希望能夠在工程順利進行的前提之下,達成十三行遺址的研究與保存工作。

    不過,由於當時的技術官僚體系,對文化資產保存概念缺乏認知;同時又因為對於台灣本地歷史文化的漠視,使得考古學界與技術官僚界之間的協商,一直不甚順利。[9]198090年代之交,台灣的本土意識逐漸成為檯面上的社會議題,十三行文化遺址的保存,也就成為台灣本土意識與多元文化的試金石。許多社運與文化界人士,紛紛聲援十三行遺址的搶救與保存運動,他們希望除了故宮、史博館所典藏的稀世珍寶之外,政府也能夠對台灣在地的考古遺址與文化付出更多的心力,尊重台灣多元的文化傳統。

    1991年,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先生在視察八里十三行遺址之後,下達了遺址保存與工程建設並重的裁示。十三行遺址終於不用在怪手的威脅之下,和工程進度賽跑。經過了前後歷經11年的作業,考古團隊發掘面積高達六萬平方公尺,並且出土了大量文化遺物。對於台灣人類活動史的重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十三行遺址對於台灣社會,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除了19809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外,十三行遺址由於地處台北近郊,交通遠較卑南遺址方便,因此有相當多的北部、西部民眾,第一次能夠有機會近距離參觀考古遺址的現地發掘。儘管這些參觀的人潮,有時可能會對考古學發掘研究造成干擾與破壞,[10]但是在考古團隊工作人員的解說之下,大部分的參觀者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古學體驗。而透過媒體的報導,考古學在台灣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而在2003年,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終於正式開館。十三行博物館除了是台北縣第一個大型的人文博物館外,更是北台灣第一個以考古學為主題的博物館,深受民眾歡迎。

    儘管有前文所述、來自麵攤老闆娘的直率批評,但是八里十三行博物館仍然成為北台灣相當吸引人的考古學博物館。而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紅樹林、淡水老街、淡水古蹟園區與漁人碼頭所構成的人文自然景觀,成功結合為一個充滿自然與人文魅力的旅遊景點區,成為北台灣週休二日的熱門景點。而就八里鄉民的立場來說,一河之隔的淡水在相當久之前,就已經是熱門而具有知名度的景點。[11]但是八里除了渡船頭與廖添丁廟週邊略有觀光與進香人潮之外,其餘地段僅能望淡水觀光業的榮景興歎,「看得到,卻吃不到」。但是,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與自行車道的規劃與設置,確實提供觀光客足夠的吸引力,將八里視作為一個獨立而值得一遊的景點,來此進行旅遊與消費,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因此,十三行遺址發掘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誕生,除了對80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認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讓台灣社會頭一次有機會團結起來,一同為先民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存貢獻心力。更讓一個原本位處知名觀光景點週邊、卻無法分享觀光所帶來經濟收益的社區,找到了新的出路。當然,十三行考古遺址的發掘研究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設置,並不代表考古發掘必然是振興地方經濟的萬靈丹、所有地方建設都應該以考古學為依歸,這也並非是考古學家的志業。而我們也不應該漠視八里鄉民在建設自己的家園時,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但是,貫串十三行遺址研究所發生的種種事態,仍然是考古學界與台灣社會良性互動與合作的成功典範。

    民間對考古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也營造了新的考古學生態。由於台灣本土認同高漲,與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風行。因此自1990年代開始,原本對鄉土與歷史抱持冷漠態度的台灣民間社群,也開始有了對本地地方文史的追溯與認同。一批批民間出身的非學院派人士,也投入到地方文史、甚至考古工作當中。[12]不過地方文史工作者們,由於並沒有受過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主要是憑藉著一股好奇與熱情,採集發掘古物。雖然他們的採掘,保存了古物標本的原件,但是考古學家卻會認為他們並沒有將文物本身的層位、係絡關係加以釐清,反而喪失了許多寶貴的古代文化資訊。他們的行為就算出自善意,也已經違反文資法,對於遺址反而是種破壞。而有時候,在有意無意之間,這些「素人考古家」的發掘,又常常和盜掘與文物盜賣行為掛鉤,更是讓來自學院的「廟堂考古家」所難以苟同。不過,這批素人考古家,對於學院派的考古學家,也有強烈的批判。例如素人考古學家,就認為這批學院派人士經常盜用素人考古家辛苦踏察遺址的成果,作為自身論文與升等的材料,而素人考古家的成就,又被這些廟堂考古學者所鄙視、貶抑。而素人考古家更認為,學術機關的低效率,往往是迫使素人考古家自行發掘的主因,如果這些素人考古家不採取行動,恐怕許多文物標本,都會在怪手底下被催毀殆盡。[13]

    其實素人考古家與廟堂考古學家之間,理應有更好的互動模式。考古學界可以將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踏察成果,作為本身研究的基礎。但是也應該更尊重素人考古家,將這些素人考古家的貢獻,明確地在論文中加以說明。而研究的成果,也應該和遺址現地的地方文史與教育工作者進行分享工作,從而達成考古學向下扎根,由地方民眾自發保存文化資產的目標。而素人考古家,也應該至少做到不因個人經濟因素隨意發掘的自我要求,以免有更多珍貴而屬於全民的文化資產,遭到破壞與盜賣的命運。

    總之,台灣考古學與台灣社會,從早年的冷漠到近年來的針鋒相對,從族群與地域認同動員之下的對抗到學界與社群密切合作,這種種的競合模式,台灣考古學都曾經歷過。如何和社會大眾有更良好的互動,並且繼續深化台灣考古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將是台灣考古學界往後必須思考的問題。

 



[1] 請參看白先勇《蘗子》﹝台北:允晨文化,1992

[2] 請參看陳存恭等《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pp362

[3] 請參看陳存恭等《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pp368

[4] 筆者當時為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學生,當時系主任謝世忠教授曾經特別利用課堂與全系大會等場合,向同學說明卑南文物「共同保存」之處理方式。唯謝世忠教授不久即結束系主任之任期,因此未能完全處理文物移交事宜。

[5] 根據組織人士的說法,之所以取名為「討壺」,除了希望將藏於台大的陶壺追回台東之外,亦是因為他們將遲遲未歸還文物的台大,視為跋扈的老虎,聯盟的組成目標,即是為了討伐台大這匹傲慢的「老虎」。而在該組織活動的照片之中,也可以看到討壺聯盟的行動劇演出,有人綁縛老虎的橋段。請參看該組織官方網站,網址http://210.240.180.222/~ryan/Taitung/index.htm

[6] 在台東市公所的官方網站上,是將市公所討壺聯盟的支援活動視作政績,加以宣揚的。請參看台東市公所網頁,網址為http://www.taitungcity.gov.tw/NEWS/940322huvisit.htm

[7] 請參看雙隹〈我的祖先在台大流浪〉自由時報200539自由廣場。

[8] 請參看宋昱潔、葉長庚〈被污名化的考古學〉中國時報2005416時論廣場。

[9] 根據劉益昌先生本人的說法,在十三行遺址搶救活動如火如荼展開之時,當時擔任台灣省住都局局長的伍澤元,為了八里污水處理廠工程能夠不要被遺址搶救活動所干擾,曾經派出黑道和劉益昌先生「交涉」,要求劉益昌先生放棄其立場。伍澤元卸任後,曾當選屏東選區無黨籍立法委員,後因四汴頭抽水廠弊案遭到調查,因此於2002年棄保潛逃中國,至今仍在通緝中。

[10] 根據當時參加十三行搶救發掘工作的考古隊員回憶,曾經有一般民眾在參觀十三行遺址發掘現場時,順手牽羊暴露在探坑表面的考古遺物,甚至人骨也被拿走。另外還有一位打扮時髦的女士,在參觀時不慎跌入探坑中,腳上的高跟鞋不偏不倚地插在剛剛出土、正待清理塵砂的頭蓋骨上,逼得往後現場工作人員不得不將所有出土但尚未完全清理完畢的頭蓋骨上,都蓋上一張廉價的塑膠小椅加以遮蓋,免得類似慘劇再度發生。請參看漢聲雜誌社《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台北:漢聲雜誌社,1994

[11] 1930年代由台灣日日新報徵求讀者意見所選出的台灣八景,淡水即以列名其中。

[12] 當然,從日治時期台南左鎮的陳春木先生開始,就有相當多的民間人士開始自行蒐集考古標本,不過人數不多,而他們與考古學界基本上也有較為良好的互動。

[13] 關於素人考古學與廟堂考古學的爭論,請參看揭陽 〈素人考古者VS.廟堂考古學〉《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第218(2005.12),以及葉春榮《左鎮歷史圖像》p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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