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 考古大菩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我們腳底下的台灣歷史，大致上可以區分成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與歷史時期等四個階段。以下我們就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依序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1]

    舊石器時代(距今約五萬年前至六千五百年前)

    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經歷了劇烈的地質變化，由於冰河時期地球海平面下降，台灣島與亞洲大陸連結在一起，使得古生物得以沿著台灣陸橋，自亞洲大陸遷移到台灣，古人類可能也就在追逐獵物時，不知不覺地來到了台灣。這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是以狩獵、採集和漁撈維生，他們的聚落人數不多，以形式簡單的石器為最主要的工具，也還不懂得農耕栽培。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豐饒自然資源的環境。因此他們與自然和平共生，並沒有透過人為方式改變環境。而隨著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這些史前人類也就被隔絕在台灣島上。

    在此一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遺址有台南縣左鎮鄉的菜寮，與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左鎮的菜寮於日治時期，就有古生物化石的出土。雖然此處並沒有古人類聚落的遺留，但是在這裡出土的人類化石遺留，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其定年大約落在距今兩萬至三萬年前，這也是目前台灣所知年代最久遠的人類化石遺留。而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雖然缺乏化石人類的出土，但是考古學家卻發現到了不少石器的遺留，足以協助考古學家拼湊出當時人類的生活點滴。

    新石器時代(距今六千五百年前至一千八百年前)

    距今約六千五百年前開始，有數群史前人類，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點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乘船渡過台灣海峽來台。他們與舊石器時代台灣史前人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們除了舊石器時代延續而來的漁獵、採集手段以外，這時期的史前人類，更懂得以種植根莖類作物的方式生產糧食；而石器的製作水準也有飛躍性的進展，石器更加精細，並且針對不同的生產用途製作不同的工具。他們還懂得燒製陶器，並在陶器表面刻畫製作流暢的紋飾，這顯示當時的台灣史前人已經具有了美學的意識。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遺址有台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由大坌坑遺址中所出土的石器，考古學家認為其中有不少並非是漁獵之用的武器，而是可供農業耕種之用的石製工具，因此大坌坑遺址，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有農業栽培的遺址。而大坌坑文化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似乎也遍及整個台灣的西部海岸地區。

    另一個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是台南縣南科園區的南關里遺址。這個時間略晚的遺址在文化表現上，與大坌坑遺址相當類似。當時居住在此的史前人類同樣懂得漁、獵，也精通陶器製作。而在大坌坑遺址中，考古學家對於農業產食活動的內涵尚沒有非常清楚的把握，但是在南關里遺址，考古學家卻發現了距今約五千年前的稻米化石遺留，這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確切與人類產食活動有關的植物化石證據。更有趣的是，在南關里遺址中，考古學家還發現了犬類的化石遺留。而由於這隻犬類化石保存良好、全軀下葬，而不是零散的骨骸遺留。因此考古學家推測，這隻狗，曾經和南關里人一同生活，甚至可能是南關里人的寵物，而非食物。[2]因此，這是目前所知台灣史前人類馴養動物、與犬類和人類共同生活的最早證據。

    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開始種植稻米。此時期聚落規模較先前為大，居住時間也相當長久，顯示當時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邁入更為穩定的部落社會。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除了平地以外，史前人類更開始往中高海拔山區移動，尋找新的適應方式。而從遺址中墓葬隨葬品的差異、以及無頭墓葬的出現，考古學家推測當時社會已經有了社會階級與貧富的區分，而聚落之間也已經有了資源爭奪與戰爭的行為。而當時的東台灣與北台灣，普遍流行以玉製成的飾品，但是這種玉器文化，卻在距離現在兩千年前左右神秘消失。今天的台灣原住民在文化表現上，並沒有繼承到對玉石的認知、以及對玉器使用的完整文化體系。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玉器文化，最後究竟何去何從？仍然是考古學家正在熱烈探討的問題。[3]

    新石器時代中期代表性遺址，首推台東縣的卑南遺址。卑南遺址距今大約有四千年的歷史，居民以農、漁、獵維生。這是當時東台灣、甚至是整個台灣規模最為宏大的聚落。卑南遺址的建築格局方正整齊，顯見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在聚落範圍內也建造有永久性的巨石建物(如月形石柱)，這暗示著當時的卑南人，是個社會組織嚴明的族群。而在卑南遺址中最令人驚訝的發現，在於精美的人獸型玉玦與其他種種的玉飾。經過科學鑑定，這些玉器的原產地應為花蓮的平林，而在平林當地也有玉器考古製作遺址的出土。這項發現，代表著卑南聚落人的勢力範圍，很可能遠達北方的平林，或者至少和平林地方的人群發展了貿易往來關係，才能掌握穩定的玉器來源。而耐人尋味的是，這類人獸形玉玦，不只在花蓮、台東，甚至在整個東台灣與北台灣的考古遺址，都有發現。如果用一點俏皮的說法，或許當時的花東地區，才是當時台灣時尚的尖端地區，他們所製作的玉器，成為各地炙手可熱的交易品。

    在年代稍早，大約四千五百年前的台灣西海岸人群，則發展另外一種有趣的交換體系。考古學家在1970年代開始發掘並且研究台灣西南海岸地帶的考古遺址時，發現了不少以玄武岩為材質製作而成的石器。但是台灣本島地表缺乏玄武岩露頭，依照這批石器定年所屬石器時代早期與中期的工藝水準，當時的史前人類根本缺乏適當的採礦技術，因此這批石器的來源也就成為考古學家百思不解的謎團。直到1980年代，台灣考古學家開始將目光放到了澎湖群島中的七美島，才發現了在這個玄武岩小島上，有著四千五百年前的史前遺址，而這些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與廢料，似乎暗示著當時居住在澎湖的史前人類不僅懂得利用玄武岩製作石器，他們所製造的石器數量更是遠遠超過了這個聚落本身所需。因此，考古學家推測澎湖的人們，很可能就以這些玄武岩石器成品，乘船渡海來到台灣西海岸的各個聚落，交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這種史前的跨海貿易體系，可能維持了數百年之久。直到往後的人們改變了對石器製造的認知，不再以玄武岩作為石器製造的重要材料來源，這種跨海貿易關係才逐漸終止。

    大約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史前人類也將他們的生活擴展到內陸、甚至是山區地帶。以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和台中縣和平鄉的七家灣兩個遺址為例。這些遺址都有建築基址、墓葬，甚至是火塘等生活機能強烈的遺跡出土，顯示史前人類曾經在此長久生活。而曲冰與七家灣遺址皆鄰近溪水，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而透過針對遺址出土石器的分析，考古學家也發現到了許多適合捕魚的工具，這點似乎強烈暗示著這些史前人類不僅在此地生根，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更善於利用此地的自然資源，讓我們見識到了他們聰穎的適應力。

    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距今一千八百年前至三百五十年前)

    距今一千八百年前，台灣各地逐漸邁入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化階段。此時台灣西海岸的史前人類，開始掌握鐵器與金器的製作技術，因此開始以金屬器作為主要生活工具。台灣東部與丘陵、山地的人群，由於金屬器取得不易，仍然以石器作為主要的生活工具。因此稱之為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

    此時的台灣史前人類，工具與武器持續進步，聚落與人口數量穩定成長，而各地之間在文化表現上的差異更大。除了逐漸複雜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之外，台灣與島外的交流亦更趨熱絡。在十三行遺址就曾發現不少來自東南亞與中國等地的文化遺物，顯示當時的台灣，尤其是北海岸地區，可能是中國宋元以降與琉球交通網路中的一環。

    而在此時代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台北縣八里鄉的十三行遺址。十三行遺址是一個擁有數百人口的中型聚落，但或許是因為掌握了煉鐵的技術，使得十三行文化成為一個分布廣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考古學文化。除了煉鐵與金屬器的使用以外，十三行文化中強烈的外來文化要素，包括漢人瓷器、銅錢、印度出產的瑪瑙珠等遺物出土，再再顯示了十三行人在當時西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之間的貿易網路中，曾經佔有一席之地。而當時的十三行人，還具有令人驚歎的美學意識。在十三行遺址中出土各式各樣動物與人類造型的陶偶，至今仍能給予欣賞者跨越時空藩籬的會心一笑。而十三行的人面陶罐上的靜謐人臉，也誠然是台灣史前美術作品中的經典。

    而在台東的多良遺址，考古學家有更令人驚訝的發現。在多良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類似」中國銅錢的錢幣鑄模。[4]綜合早期荷蘭、西班牙文獻與人類學研究的結果，台灣原住民族在被納入現代國家體系之前，應該並沒有以商業貨幣進行交易的文化傳統與紀錄。在台灣東部發現疑似中國錢幣鑄模，就現階段來說，這項發現帶來了更多問題、只能讓台灣的考古學家更加困擾。不過這種種發現，至少也暗示了台灣原住民族群對金屬器應用與製造技術的掌握，可能遠遠超過目前歷史文獻所帶給我們的印象。

    歷史時期(距今約三百五十年至今)

    自公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台南建立貿易據點開始，台灣便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貿易網路的一環。而在當時的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戰火方熾。為了與信仰新教的荷蘭相抗衡，在菲律賓擁有殖民地的西班牙王國，也趕緊在北台灣的基隆與淡水建立殖民地。而尚未完全鎖國的日本，也有許多貿易商來到台灣進行貿易。明朝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擁有龐大勢力的海商武裝集團，也同樣把眼光放到台灣，來此尋求貿易與生財的機會。由於明朝內政失政與天災、內戰的肆虐，使得中國東南沿海大批的農民無以維生，在東亞航海貿易交通線熱絡、加上荷西殖民政府的鼓勵之下，許多漢人離開他們的祖籍地，前來台灣進行農業墾拓的工作。而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來到台灣的日耳曼、菲律賓與越南籍的僱傭兵、來自瑞士的旅行家、來自比利時、法國的東印度公司雇員、身為奴僕的黑人，讓十七世紀前半的台灣，充滿了歐亞交會的色彩。

    在公元1662年鄭成功政權領有台灣、與1683年清朝擊敗鄭氏政權，將台灣納入版圖以後，台灣和國際的接軌便逐漸模糊，但是台灣與中華帝國與文化之間的關聯卻更趨密切。更多的漢人為了生計，陸續來到台灣。原住民族與漢人的互動，無論是和平的婚姻、貿易或是詐騙與武裝衝突，皆更為頻繁而密切。在許多考古遺址中，都出土了漢人的瓷器與生活用具。不過此時大多數山區的原住民聚落，仍然保有其文化特色，許多年代晚近的考古遺址也可能和歷史與人類學文獻上的原住民族群有關。

    屬於歷史時期、最為人所熟知的考古遺址，莫過於台南市的熱蘭遮城遺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方便其在台灣的統治與貿易，便於1624年興建本城，這是台灣第一座非南島語系的聚落，也是台灣第一座的城市。由於台江海域數百年來的嚴重淤積，使得原本位在半島上的熱蘭遮城，已經看不出她身處全盛時期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數百年來多次的改建與建築材料的再利用，[5]使得今天觀光客所見的「安平古堡」，僅有一小段磚塊結構，是真正擁有三百餘年歷史的文化資產建物。但是透過往地下底下所進行的發掘，考古學家不僅發現了荷蘭時期商館建築的遺留，更在地層中發現了大量當時的文化遺物，經過與其他博物館藏品與藝術史研究成果的比對研究之後，考古學家發現這些埋藏在台南市安平區地層底下的遺物，包括有來自來自中國浙江景德鎮與福建的瓷器、日本肥前的唐津燒、甚至還有來自荷蘭製的煙斗與日耳曼的陶罐。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見證了十七世紀熱蘭遮城的國際色彩，以及當時台灣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與全球貿易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同樣位在台南的社內遺址，則是十七世紀後半平埔族群原住民的生活遺址。社內遺址所處的時代，正是明鄭與清朝政權逐步交替，台灣被納入到中華帝國版圖中，漢人在文化、產業、政治與人口等社會結構各層面逐漸取得優勢的時間點。因此在社內遺址中，除了傳統台灣考古學文化所慣習製作的陶器以外，更出土了大量由中國福建地區窯廠，所製造的安平壺與瓷器。這些安平壺除了成為平埔族原住民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更在平埔族群祀壺信仰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物質物件在意義上的改變，以及原住民傳統製陶技術沒落、漢人瓷器的大量採借與應用，也正象徵著台灣逐漸由純南島語系社會過渡至以漢人為主的移民社會當中，所經歷的文化消長過程。

    無論如何，透過長達數萬年的文化累積、以及多元族群的努力，我們的家園--台灣，也就在許多不同人群的打拼之下，逐漸成形，成為我們今日所熟悉、所熱愛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