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 考古大菩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百廢待舉，考古學研究與傳承工作卻沒有中止。在奉令遣返之前，台北帝大的日籍教授仍然堅守崗位，並且開始指導台灣籍學生。例如宋文薰院士、已故院士張光直，就是在當時一頭栽進考古學的年輕人。

    1949年，所有日籍教授留任期滿遣返歸國，此時這些學術研究的位置，洽由來自中國大陸、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家，適時地填補了這個真空。而史語所的李濟、石璋如、高去尋等諸位前輩，也就將考古學在台灣的薪火，繼續地傳遞下去。在1949年11月，距離史語所遷台之後僅僅一年，史語所就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一同赴南投大馬璘遺址進行田野發掘，這是華人在台灣第一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而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也就象徵台灣考古學，由史語所研究人員與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師生，從日本籍研究人員手中接下了研究的棒子，開啟了台灣考古的新時代。

    但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台灣尚在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與戰後通貨膨漲的困境中掙扎，與民生無關的議題甚難得到經費的補助與社會的關注。繼而當時的台灣，身處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對峙的最前緣，政府以「反共復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旗，學術亦須為政治服務，作為意識形態鞏固與再生產的機器。因此，和強調台灣與中國政治歸屬關係與文化紐帶目標無關的研究主題，實在不太能夠得到官方的重視。而台灣考古，又常須借重日本學人往昔於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資料，這對剛剛結束「八年抗戰」、對日本仍懷抱有同仇敵愾心態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更是件難以大力支持的學術研究主題。[1]三則以台灣考古的研究確實仍處於起步階段，考古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資料尚不充足，還不能夠針對台灣史前與歷史時期早期的人類活動史，進行嚴肅而具有學術前瞻性的討論，並且提供社會大眾與媒體具有想像力的議題，僅能在經費有限、支持微小的條件下，進行有限度而小規模的田野發掘，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邁進，蒐羅資料。因此，在1960年代之前，儘管少數的考古學家仍持續進行台灣的田野發掘工作，而遺址的發現與知識的生產，亦從未中斷，但是此時台灣考古在研究人才與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確實難以喚起社會大眾對考古的認識與共鳴。

    1960年代，台灣的考古界面臨了人力分配與研究上的重大轉型。史語所早期前輩學人逐漸淡出台灣考古的田野與人才培訓工作，轉由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接手。而這批史語所前輩學人，則將他們研究的重心，轉回了1930年代，讓這些學人們奉獻出青春的大陸安陽考古工作。許多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論文與考古田野報告，皆是在這個史語所所史上的安定年代中，由這些學人們孕育而生。因此，這時期史語所的考古學研究，儘管如劉益昌先生所言，有著「案頭考古學」的缺憾。[2]但是由史語所學人所進行的大陸考古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對於台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與台灣考古學界人士與國際漢學界之間的交流，也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在史語所學人們逐漸轉回大陸考古研究領域之後，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自然面臨研究人才不足與社會關注更形減少的困境。人類學家陳奇祿先生在1965年國立台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學術討論會中致辭時，曾經說道：

    「台灣是我國的一個邊陲省份，台灣大學是一個地方的大學，以地方的大學而言，地方的研究為其職責之一；但是今天的台灣，肩負著民族的命運，而台灣大學亦是我國學術寄託之所在。也許由於這一重大的任務，所以在過去，台大忽略了它作為一個地方大學的責任。」[3]這番宣言，似乎也就是台灣考古人類學界對於自身困境認知的自省。

    而在1970年代，在考古人類學界學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台灣的考古田野工作與研究領域之間的科技整合，開始有了令人欣喜的進展。1972年開始到1976年，張光直先生和行政院國科會、美國耶魯大學等學術行政及研究單位合作，共同進行了「台灣省濁水及大肚兩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是台灣考古學史上首次將考古學與地理、地質、植物、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專家，共同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探討台灣中部的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資訊的科際整合研究計畫。儘管濁大計畫本身並沒有驚人的考古發現，大眾對這項計畫所知甚少，主要的考古學貢獻也僅限於更加確立台灣中部地區史前人類活動與遺物之上下相關層位係絡關係。但是濁大計畫培養出了一批本土出身、富有經驗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這點對於台灣考古學的發展，與往後80年代宛如狂飆般的重要考古發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濁大計畫，那麼80年代台灣可能就不會有足夠而富有經驗的考古學工作者，投入到各個需才孔急的搶救發掘工作之中。

    80年代的台灣，不只在政治、經濟上進入了狂飆期，考古學的發現也似乎和台灣的命運相連結，前所未見而具有十足重要性的遺址不斷出土，[4]帶給考古學家驚喜，也帶給社會省思的空間，思考台灣土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隨著考古發掘因運而生的遺址與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也隨之導入台灣社會。而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的應用與看法，也有了本質上的改變，考古學不再只是籠統的「考」古之學，也不再僅只是悠遠中國歷史存在的證明；考古學在台灣，更是人與生存土地之間的紐帶，與記憶的橋樑。

    經過了1980年代眾多考古學遺址的發現，台灣的考古學家們不僅開始逐步釐清了埋藏在台灣地層下的史前與歷史資料，對於考古學在台灣研究與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也開始有了積極的自我期許。第一本專供考古學家發表學術論文的期刊《田野考古》，[5]於1990年正式創刊，在當時的〈發刊辭〉中，考古學家曾經說道：

    「考古學至今沒有一個推動學術研究風氣的學會，也沒有一本專業性的刊物。目前國內雖然有一些學報型刊物可以刊登考古學論文及報告，也有部分通訊型刊物報導考古學界的消息動態。但介於兩者之間，篇幅較為短小的田野調查、發掘及實驗報告，卻罕有報導或發表的機會，而日見蓬勃的考古活動也罕見於記錄。」

    「藉著九十年代考古學即將屆滿百歲的年代，和上述期望趨使之下，我們願意努力以赴。」

    而在同期的〈本刊的宗旨、內容及撰稿格式〉一文中，也提到：

    「藉彼此資料的刊布、流通，累積、增長彼此對國內考古資料的認識了解，進而提出對台灣史前文化諸現象的合理解釋，與鄰近文化團體的互動關係、整個台灣在大陸沿海與東南亞考古文化地理上的地位，甚而考古理論模型建構有所裨益。在此，我們誠懇地呼籲：這是為所有考古學家所創辦的刊物，若您手上有未經刊布的資料(或論文)，請不吝公諸於眾，惠賜本刊，大家一起為國內考古學研究的提升而努力。」

    1995年，為了提升南台灣在經濟與科技方面的競爭力，政府規劃了台南科學園區工程。在工程進行當中，發現了為數甚多的考古學遺址。這次，沒有悲情的抗爭，也沒有怪手咄咄逼人的催逼。科技產業界和考古學界透過了契約考古形式，有效地針對南科園區範圍內的考古遺址進行了有條不紊的搶救發掘，發現了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乃至於漢人拓墾年代、上下橫跨五千年之久的先民文化遺留。由於南科遺址群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考古學遺留，因此政府正在規劃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南科園區工程，希望能透過遺址現地應用保存與博物館形式，向大眾分享南科園區地層下所埋藏的故事。

    從大馬璘到南科，從十九世紀末橫跨到二十一世紀的初葉，從邊緣到中心。至此的台灣考古學，也走完了屬於她的青澀年代，逐步開始建立學術典範、研究體系與自我期許，更重要的是，考古學也逐漸從學術的象牙塔與曲高和寡的暮境中走出，開始和社會大眾有了各式各樣的互動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