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 考古大菩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台灣的現代考古學研究，自西元1896年開始，已經有長達一百一十一年的發展歷史。而在1949年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更是台灣考古學研究之兩大重鎮之一，在台灣考古學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一般教科書與科普書籍鮮少探討台灣考古學史的環境之下，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考古學史的「知識考掘」，探討台灣考古學的發展進程、考古學界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以協助本館歷史文化志工對本所考古學門與本館未來台灣考古展覽規劃，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五、結論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連橫在他的名作《台灣通史》中，曾經提出一個主宰台灣社會史觀甚鉅的觀點。他在《台灣通史‧自序》當中曾說過：

    「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由於《台灣通史》在台灣史學發展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史觀備受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的肯定。《台灣通史》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1949年之後半個世紀，台灣社會歷史認知的主流。因此在史學界與教育體制的影響下，一般台灣人普遍認定，台灣是在西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經營大員之後，才有可信的歷史紀錄。連帶地，台灣「歷史」的開端，也應該是以荷蘭人的經營作為出發點。台灣在1624年之前的歷史，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對台灣社會來說，仍是一派湮沒與未知。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前人對台灣的過去，毫無認知與好奇之心呢？陳光祖先生在《田野考古》中所發表的〈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一文中，整理了自公元1622年至公元1895年日本領台為止的歷史文獻。在這些往昔只有歷史學家與地方文史工作者會注意的文字中，陳光祖先生發現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記載。綜合漢人與荷蘭等多方面的文字記錄，台灣地區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公元1622年的澎湖。《皇明世法錄》一書中對馬公湖西的龍門村，曾有以下的記載：

    「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

    根據這條記載，在十七世紀初來到澎湖的漢人，在墾殖拓屋時，就發現了更早年漢人在澎湖地區的房屋基址。

    而在台灣本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日誌》於1642年5月份，也有以下這樣的記載：

    「上列盛土的盒子中，另有Tacabul山附近土番於掘山野時可能多見的山地，水晶數個，及項環兩個(金與銅混合者，及純銅者)。」

    Tacabul山的地望，約略在今天的台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員分公司，曾經派遣探險隊至花東一帶進行探查，尋找商機與貴金屬。而依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這些發現物是原住民「掘山野時」得來的，因此應是出自地層下的考古遺物，而非原住民族的工藝品。

    澎湖群島，對帆船時代的船隻來說，可以說是一塊充滿暗礁的危險海域，在高拱乾所修的《台灣府志》〈封域志〉中，也曾出現關於沉船考古的記載：

    「味銀嶼，波流甚急，紅彝時，通商諸番，金寶滿載而歸，船多磕破於此，土人善水者，入水尋銀，故名。」

    味銀嶼的地望，是在今天澎湖望安島西方，將軍嶼南方一帶的海域。高拱乾的〈封域志〉，描寫的是澎湖在公元1696年左右的狀況。換句話說，澎湖地區的漢人居民，對於澎湖過去的人文環境，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憑藉著他們對環境的深刻認知與技能，因此他們能將沉船撈寶作為一項生計選擇。

    而在《諸羅縣志》卷十二的〈外記〉當中，也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鄭氏時，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未開闢之先，又何得此瓶而瘞之也。」

    我們從這段引文中，可以察覺出諸羅縣志書寫者們隱隱所含的歷史意識。「在漢人於十七世紀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成功政權來台、開闢台灣成為文明之地前，台灣理應為非漢族群居處的蠻荒之地，怎麼會有漢人、甚至是其他具有文明性的遺留呢？」

    總結以上幾條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為西方殖民貿易公司與中華帝國版圖邊陲時，不管是西方博物學家、或是傳統中華的金石學學者，皆不易將目光投注於台灣斯土。尤其在台灣被納入清朝版圖後，在西方田野考古學亦尚未傳入台灣的情況之下，台灣的考古學知識發展，在日本領有台灣之前，僅能算是某種「掠寶探奇」式的「前考古學」[1]，雖然可以引起文人雅士的興趣，將這些鄉野趣聞摘錄到地方志或是筆記小說中，但這些書寫者們至多也僅能在他們所意識到的歷史中，去針對文物進行揣度，並未能累積太多有意義的學術資訊。

    在公元1895年，由於清日甲午戰爭的結果，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正式的海外殖民地[2]。日本為了盡速掌握台灣新領土的風俗人情，以方便其殖民統治，便派遣了不少學者前來台灣，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工作。而在公元1896年，日本學者、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粟野傳之丞，在士林芝山岩採集到人類所使用過的石器，並且於1897年於日本東京人類學會加以公開發表。因此，芝山岩史前遺址的發現與調查，被認為是台灣考古學發展的正式開端。而在隨後的日本殖民時代早期，以日本東京人類學會為主的博物學家，亦以個人踏查的方式，進入平地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內，進行小規模的民族學及考古學標本採集工作。例如鳥居龍藏於公元1897年發現了台北圓山貝塚後，又抵達台東，替卑南遺址留下了最早的影像紀錄。不過由於這些博物學家進行踏查的目的，在於查明台灣平地及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各種風俗習慣，加上他們尚缺乏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日本殖民早期的台灣考古學知識累積，主要是以採集、購藏標本與踏查紀錄為主，並非透過科學田野發掘工作來取得材料。

    公元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而土俗人種學講座亦於同年開辦。該門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氏，和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恰好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前後期的博士。不過和李濟先生以考古學方法重建中國上古史與民族史的目標與企圖相比之下，移川氏的治學理念明顯偏於民族學，而他與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學人的主要貢獻，也就在於建構台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架構，並且追索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問題。而在台北帝國大學時期(1928-1945)，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與日本統治早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台北帝大的學者們，開始以田野發掘的方式，去搜集、取得考古學資料。在這十七年間，台北帝大至少進行了墾丁、蘇澳新城、花崗山、大湖等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是由於戰亂、資料難以整理的關係，因此這批早期考古發掘資料，並未有完善的發掘報告出版，而多散見於各個發掘者的論文當中。[3]

    在公元1929年，台灣考古學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中央研究院在同年成立之後，立刻派遣了人類學家林惠祥，來台進行學術交流與踏查工作。林惠祥曾在台北圓山遺址蒐集了一些石器標本，因此成了中國學者對台灣考古產生興趣的第一人。由於林惠祥本人志趣在民族學，他來台的主要成就，仍在於為中研院蒐羅、採購了一批台灣原住民的標本。這批標本部分藏於中研院史語所、民族學研究所，另有部分藏於中國廈門大學。但是，林氏的考古學標本，未能引起當時與往後中國學界太大的注意。因此，林惠祥於1929年於台灣進行的人類學調查，並未讓中日兩國的考古學者，針對台灣考古學研究進行激盪與學術對話。林惠祥來台雖是中日交流的佳話，而林氏亦是中國人類學界的俊傑。但是由於他過世太早，[4]加上1949年後台灣與中國之間緊繃的政治情勢，使得他的田野踏查成果，多被拿來利用為中國國族與政治動員工具，[5]少有嚴肅而富知識性的學術討論。因此他的台灣行對台灣考古學的發展來說，也僅能算是投入至廣大池水中的一顆小石。[6]

    如果我們回顧1895年至1945年之間，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考古學發展，我們主要可以做出以下幾點小結。

    1.台灣考古此階段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日本學者負責，尚未培養出台灣本土的研究者。

    2.但是，日本學者已經開始藉由對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建構台灣史前文化的層序。這些學術積累，將成為往後台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日本學者國分直一氏在1954年，回憶台灣考古學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工作概要時，提出了以下的說法：

    「這段期間，我們為台灣先史土器(陶器，括號內說明為筆者所加)編年史，注意遺物所代表的文化系統，同時對先史遺跡[7]相互間的系統關係之解析，與印度尼西亞系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之解析也非常注重。當然，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但若能使台灣先史遺跡的系統多少明朗化就深感安慰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