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 考古大菩薩

十三行人的舶來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附錄二：台灣考古科普推薦書目、論文與網路資源—PART2

研究機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www.ihp.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http://www.rchss.sinica.edu.tw/index_c.htm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index.htm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http://www.anth.nthu.edu.tw/

佛光大學人類學系http://www.fgu.edu.tw/~anthro/

實體及虛擬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http://museum.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台灣考古數位典藏博物館http://www.sinica.edu.tw/~damta/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陳列室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index.htm

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http://mars.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http://www.sshm.tpc.gov.tw/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台北植物園http://tpbg.tfri.gov.tw/

國立台灣博物館http://www.ntm.gov.tw/

國立歷史博物館http://www.nmh.gov.tw/nmh_web/index.cfm

台北市兒童育樂中心http://www.tcrc.gov.tw/

台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圓山遺址展示館http://www.tcrc.gov.tw/room.htm

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http://oldpage.culture.gov.tw/02-24/index.htm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edu.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http://digimuse.nmns.edu.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大馬璘遺址復原http://digimuse.nmns.edu.tw/tamalin/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中部考古虛擬復原http://digimuse.nmns.edu.tw/3dctvr/#

台中縣市史前遺址發現紀錄http://www.tccab.gov.tw/history/2image/07.htm

武陵農場http://www.wuling-farm.com.tw/chinese/index.php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http://www.tccab.gov.tw/history/2image/nmt/index.htm

王城再現—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http://anping.tncg.gov.tw/archaeology/aha_01.jsp

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兒童網站http://anping.tncg.gov.tw/kid/ch_home.jsp

台南市文化局台南文化展覽 http://culture.tncg.gov.tw/area7/page05.php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安平追想曲—國姓爺與荷蘭人特展http://www.cca.gov.tw/event/historical/

國立故宮博物院~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http://www.npm.gov.tw/exhbition/formosa/chinese/index.htm

國立台灣博物館~艾爾摩沙—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西班牙http://formosa.ntm.gov.tw/hermosa/index.html

台南市政府古蹟資訊網http://210.69.40.20/~webcam/index.htm

台南科學園區考古陳列室http://www.stsipa.gov.tw/web/WEB/Jsp/Page/ccontent.jsp?frontTarget=DEFAULT&thisRootID=25&thisRootValue=&PageNbr=2

奇美博物館南科館http://www.chimeimuseum.com/branch_museum/default.htm

台南菜寮化石館http://www.gr1es.tnc.edu.tw/~gr81/

台南縣自然史博物館http://www.gr1es.tnc.edu.tw/fossilart/culture/c3.htm

菜寮溪的守護神：陳春木爺爺http://dns.rdjh.tnc.edu.tw/~shyghy/fossil92/。

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http://dm.kyu.edu.tw/

高雄市立博物館高雄地區史前遺址展http://w5.kcg.gov.tw/khm/exhibit/9025/index.htm

串門文化：高雄縣豐富之旅—鳳鼻頭考古http://www.trongman.com.tw/abook/a206.HTM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http://www.nmp.gov.tw/

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http://www.nmp.gov.tw/benan/

文化資產保存與深度旅遊

文化資產保存法全文http://www.cca.gov.tw/law/html/4-1.html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http://www.cca.gov.tw/law/html/4-2.html

行政院文建會http://www.cca.gov.tw/

行政院文建會台閩古蹟網http://min.cro.cca.gov.tw/index.htm

行政院文建會全國縣市政府文化局連結http://www.cca.gov.tw/center/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http://www.ncrpcp.gov.tw/site_ch/index_ch.asp

台灣省政府資料館台閩地區一級古蹟簡介http://www.tpg.gov.tw/c-life/tpaih/historic/historic.asp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網http://whc.unesco.org/

行政院文建會世界遺產知識網http://wh.cca.gov.tw/index_lang.asp

中華民國世界遺產協會http://www.what.org.tw/

CTIN台灣旅遊聯盟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http://e-info.org.tw/

台灣社區新聞網http://www.dfun.com.tw/index.aspx

數位典藏計畫

行政院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www.ndap.org.tw/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考古分項入口網站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

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計畫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jsp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聯合目錄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台灣考古遺址查詢系統

http://webgis.sinica.edu.tw/twnarchaesites/viewer.htm

其他台灣考古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95年第一場研究記者會：發現十七世紀的台灣http://db1.sinica.edu.tw/~textdb/test/gatenews/showpost.php?rid=81&_section=3

台灣研究網路化：台灣考古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archeotw/

台灣考古書目資料庫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kaogu/index.html

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的史前文化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319.htm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台灣史前文化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preHistory/index.html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叢書：台灣考古http://web.cca.gov.tw/Culture/museum/antic.htm

台灣的考古遺址：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history/text/archaeo.html

行政院文建會台灣大百科：考古http://taipedia.cca.gov.tw/index.aspx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考古學習網http://archae.nmp.gov.tw/index.aspx

國立歷史博物館考古探險http://www.nmh.gov.tw/nmh_web/studing/study01.cfm

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

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kaogu_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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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附錄二：台灣考古科普推薦書目、論文與網路資源—PART1

通論

臧振華、劉益昌

《台灣考古學研究書目》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劉益昌

《台灣的考古遺址》 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2

臧振華

《台灣考古》 台北：文建會，1995

劉益昌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劉克竑

《瑄瑄學考古》 台北：雄獅美術，1997

劉克竑

《台灣史前人：圖繪台灣史前生活》 台北：雄獅美術，1997

呂理政

《遠古台灣的故事-認識台灣的史前文化》 台北：南天書局，1997

何傳坤

《台灣史前文化三論》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任育德 紀錄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 訪問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劉益昌

《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 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2002

許雪姬 總策畫

《台灣歷史辭典》 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4

劉益昌

《黑狗大風-上古甦醒的島嶼傳說》 台北：行政院國科會，2006

北區

漢聲雜誌社 編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文化保存搶救台灣考古遺址》 台北：漢聲雜誌社，1991

黃士強

《台北市史前文化遺址》 台北：台北市文獻會，1994

詹素娟、劉益昌編著

《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 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

臧振華

《十三行的史前居民》 台北：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2001

臧振華、劉益昌

《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 板橋：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劉益昌

《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 台北：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2002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現十三行》DVD 台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03

中區

劉益昌、石璋如

《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89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

陳仲玉

《曲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田野工作報告之二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劉益昌

《存在的未知—台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 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

劉益昌

《又見大馬璘—1996年大馬璘遺址出土資料整理報告》 埔里：展顏文化事業工房，2000

劉益昌

《七家灣遺址內涵與範圍研究》 台中：行政院退輔會武陵農場，1999

南區

傅朝卿、劉益昌、李德河等

《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報告》 台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03

葉春榮 著

《左鎮歷史圖像》台南：台南縣菜寮化石館，2003

葉春榮 編

《左鎮地方史》 台南：台南縣菜寮化石館，2004

葉春榮、黃文博 編

《陳春木紀念文集》 台南：台南縣菜寮化石館，2005

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

《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 台南：台南縣政府，2006

徐美珠 編

《高雄地區史前遺址展專輯》 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2

江樹生 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 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

東區

陳仲玉

〈花蓮的史前遺址（上）〉《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24 ： 15-21 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1

陳仲玉

〈花蓮的史前遺址（下）〉《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25 ： 10-15 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2

劉益昌

《史前文化》 台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1993

黃士強

〈憶麒麟遺址和八仙洞遺址發掘〉，《宋文薰與台東》 ： 5 ，台東：私家出版，1994

呂理政、夏麗芳

《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 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7

李坤修、葉美珍

《臺東縣史‧史前篇》 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

連照美、宋文薰

《卑南遺址發掘1980~1982》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連照美、宋文薰

《卑南遺址發掘1986~1989》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島嶼

陳玉美

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的關係──以考古學為例，《田野考古》1，1（1990），頁9-23

臧振華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2).

陳玉美

論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從當地人的一組概念Nisoswan（水渠水源）與Ikauipong do soso（喝同母奶）談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頁133-166

陳玉美

夫妻、家屋與聚落：蘭嶼雅美族的空間觀念，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5），頁133-166

陳玉美

文化接觸與物質文化的變遷：以蘭嶼雅美族為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5），頁133-166

陳玉美

People and House: An Ethnoarchaeological Example from the Yami, Orchid Island, Taiwan, in P. J-K. Li, et al., eds.,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3, (1995), pp. 379-397

臧振華

〈澎湖群島上的遠古文化〉，《澎湖縣文化局季刊》，4  1996 頁15-24

陳玉美

時間、工作與兩性意象：蘭嶼Tao的時間觀，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127-156

臧振華、洪曉純

《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和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4 2001 頁889-940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曾聖元 纂修

《台東縣史‧觀光篇》 台東：台東縣政府，2000

李坤修、葉美珍

《臺東縣史‧史前篇》 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

陳玉美

《台東縣史．雅美族篇》 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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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五、結論

    考古學在台灣，風風雨雨也走過一百一十一個年頭。或許和世界各地宏大的古文明遺址相較之下，有人會認為台灣考古只是清粥小菜，無甚可觀。但是，考古學的研究，仍然給予我們立足在台灣的時空座標，讓我們得以瞭解前人在台灣島上活動、生存與拓展的軌跡。而台灣考古學給予台灣人的最大啟示，或許便在於古代人類勇於邁向未知的冒險精神，以及他們與大自然共生、在地理環境多元的台灣成功適應的智慧。在缺乏文字史料的條件之下，也唯有考古學家的努力，才能夠讓一篇篇埋藏在地層時空關係間的史詩，為我等所熟知。

    而在台灣考古學走過一百一十個年頭的今天，台灣所累積、典藏的考古資料，將可以成為大陸、東南亞與大洋洲考古的重要資訊來源。而台灣在資訊、博物館與數位典藏等領域的經驗，也能和國外的考古文博學界進行交流。共同為人類歷史的研究與傳承貢獻心力。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研究的了解日漸加深，因此預料未來社會大眾對於考古資訊的需求，將會有更大幅度的成長。由於台灣考古研究客體具有時代斷面上的特殊性，和原住民的文化傳承有相當高的關連，在原住民意識高漲的今日，台灣考古學界如何在研究的精深、知識的推廣普及與原住民權益的尊重三方面取得平衡，將是台灣考古學界與關心考古的朋友，未來需要關注的議題。

引用文獻

陳光祖

〈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田野考古》Vol.6 〔台北：田野考古編輯委員會，1998〕

洪卜仁

〈林惠祥學術事略〉《紀念林惠祥文集》〔廈門：廈門大學，2001〕

葉文程

〈林惠祥對考古學的卓越貢獻〉《紀念林惠祥文集》〔廈門：廈門大學，2001〕

林惠祥 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三號：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

葉春榮 編著

《左鎮歷史圖像》〔台南縣左鎮鄉：南縣菜寮化石館，2003〕

葉春榮 黃文博 編

《陳春木紀念文集》〔台南縣：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3〕

張超英 口述 陳柔縉 執筆

《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2006〕

劉益昌

〈世變與傳承——史語所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73-87（2004.8）

陳奇祿

〈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27期，1966

白先勇

《蘗子》〔台北：允晨文化，1992〕

陳存恭 等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雙隹

〈我的祖先在台大流浪〉自由時報2005年3月9日自由廣場

宋昱潔、葉長庚

〈被污名化的考古學〉中國時報2005年4月16日時論廣場

漢聲雜誌社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台北：漢聲雜誌社，1994〕

揭陽

〈素人考古者VS.廟堂考古學〉《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第218期(2005.12)

劉益昌 編審 黃啟瑞 鍾國風 撰文 杜福安 漫畫

《黑狗大風-上古甦醒的島嶼傳說》〔台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6〕

劉益昌

〈我們在不同的時間走過〉《科學人雜誌》特刊4號－多樣性台灣（2006.9）

引用網路資源

台東討壺聯盟官方網站

http://210.240.180.222/~ryan/Taitung/index.htm

台東市公所網站

http://www.taitungcity.gov.tw/NEWS/940322huvisit.htm

東森新聞2007年1月15日地方中心

〈台灣第一枚錢幣，外圓內方！現身多良遺址〉http://www.ettoday.com/2007/01/15/124-2041395.ht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我們腳底下的台灣歷史，大致上可以區分成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與歷史時期等四個階段。以下我們就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依序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1]

    舊石器時代(距今約五萬年前至六千五百年前)

    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經歷了劇烈的地質變化，由於冰河時期地球海平面下降，台灣島與亞洲大陸連結在一起，使得古生物得以沿著台灣陸橋，自亞洲大陸遷移到台灣，古人類可能也就在追逐獵物時，不知不覺地來到了台灣。這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是以狩獵、採集和漁撈維生，他們的聚落人數不多，以形式簡單的石器為最主要的工具，也還不懂得農耕栽培。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豐饒自然資源的環境。因此他們與自然和平共生，並沒有透過人為方式改變環境。而隨著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這些史前人類也就被隔絕在台灣島上。

    在此一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遺址有台南縣左鎮鄉的菜寮，與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左鎮的菜寮於日治時期，就有古生物化石的出土。雖然此處並沒有古人類聚落的遺留，但是在這裡出土的人類化石遺留，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其定年大約落在距今兩萬至三萬年前，這也是目前台灣所知年代最久遠的人類化石遺留。而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雖然缺乏化石人類的出土，但是考古學家卻發現到了不少石器的遺留，足以協助考古學家拼湊出當時人類的生活點滴。

    新石器時代(距今六千五百年前至一千八百年前)

    距今約六千五百年前開始，有數群史前人類，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點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乘船渡過台灣海峽來台。他們與舊石器時代台灣史前人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們除了舊石器時代延續而來的漁獵、採集手段以外，這時期的史前人類，更懂得以種植根莖類作物的方式生產糧食；而石器的製作水準也有飛躍性的進展，石器更加精細，並且針對不同的生產用途製作不同的工具。他們還懂得燒製陶器，並在陶器表面刻畫製作流暢的紋飾，這顯示當時的台灣史前人已經具有了美學的意識。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遺址有台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由大坌坑遺址中所出土的石器，考古學家認為其中有不少並非是漁獵之用的武器，而是可供農業耕種之用的石製工具，因此大坌坑遺址，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有農業栽培的遺址。而大坌坑文化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似乎也遍及整個台灣的西部海岸地區。

    另一個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是台南縣南科園區的南關里遺址。這個時間略晚的遺址在文化表現上，與大坌坑遺址相當類似。當時居住在此的史前人類同樣懂得漁、獵，也精通陶器製作。而在大坌坑遺址中，考古學家對於農業產食活動的內涵尚沒有非常清楚的把握，但是在南關里遺址，考古學家卻發現了距今約五千年前的稻米化石遺留，這是目前台灣所知最早、確切與人類產食活動有關的植物化石證據。更有趣的是，在南關里遺址中，考古學家還發現了犬類的化石遺留。而由於這隻犬類化石保存良好、全軀下葬，而不是零散的骨骸遺留。因此考古學家推測，這隻狗，曾經和南關里人一同生活，甚至可能是南關里人的寵物，而非食物。[2]因此，這是目前所知台灣史前人類馴養動物、與犬類和人類共同生活的最早證據。

    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開始種植稻米。此時期聚落規模較先前為大，居住時間也相當長久，顯示當時台灣史前人類已經邁入更為穩定的部落社會。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除了平地以外，史前人類更開始往中高海拔山區移動，尋找新的適應方式。而從遺址中墓葬隨葬品的差異、以及無頭墓葬的出現，考古學家推測當時社會已經有了社會階級與貧富的區分，而聚落之間也已經有了資源爭奪與戰爭的行為。而當時的東台灣與北台灣，普遍流行以玉製成的飾品，但是這種玉器文化，卻在距離現在兩千年前左右神秘消失。今天的台灣原住民在文化表現上，並沒有繼承到對玉石的認知、以及對玉器使用的完整文化體系。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玉器文化，最後究竟何去何從？仍然是考古學家正在熱烈探討的問題。[3]

    新石器時代中期代表性遺址，首推台東縣的卑南遺址。卑南遺址距今大約有四千年的歷史，居民以農、漁、獵維生。這是當時東台灣、甚至是整個台灣規模最為宏大的聚落。卑南遺址的建築格局方正整齊，顯見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在聚落範圍內也建造有永久性的巨石建物(如月形石柱)，這暗示著當時的卑南人，是個社會組織嚴明的族群。而在卑南遺址中最令人驚訝的發現，在於精美的人獸型玉玦與其他種種的玉飾。經過科學鑑定，這些玉器的原產地應為花蓮的平林，而在平林當地也有玉器考古製作遺址的出土。這項發現，代表著卑南聚落人的勢力範圍，很可能遠達北方的平林，或者至少和平林地方的人群發展了貿易往來關係，才能掌握穩定的玉器來源。而耐人尋味的是，這類人獸形玉玦，不只在花蓮、台東，甚至在整個東台灣與北台灣的考古遺址，都有發現。如果用一點俏皮的說法，或許當時的花東地區，才是當時台灣時尚的尖端地區，他們所製作的玉器，成為各地炙手可熱的交易品。

    在年代稍早，大約四千五百年前的台灣西海岸人群，則發展另外一種有趣的交換體系。考古學家在1970年代開始發掘並且研究台灣西南海岸地帶的考古遺址時，發現了不少以玄武岩為材質製作而成的石器。但是台灣本島地表缺乏玄武岩露頭，依照這批石器定年所屬石器時代早期與中期的工藝水準，當時的史前人類根本缺乏適當的採礦技術，因此這批石器的來源也就成為考古學家百思不解的謎團。直到1980年代，台灣考古學家開始將目光放到了澎湖群島中的七美島，才發現了在這個玄武岩小島上，有著四千五百年前的史前遺址，而這些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與廢料，似乎暗示著當時居住在澎湖的史前人類不僅懂得利用玄武岩製作石器，他們所製造的石器數量更是遠遠超過了這個聚落本身所需。因此，考古學家推測澎湖的人們，很可能就以這些玄武岩石器成品，乘船渡海來到台灣西海岸的各個聚落，交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這種史前的跨海貿易體系，可能維持了數百年之久。直到往後的人們改變了對石器製造的認知，不再以玄武岩作為石器製造的重要材料來源，這種跨海貿易關係才逐漸終止。

    大約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史前人類也將他們的生活擴展到內陸、甚至是山區地帶。以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和台中縣和平鄉的七家灣兩個遺址為例。這些遺址都有建築基址、墓葬，甚至是火塘等生活機能強烈的遺跡出土，顯示史前人類曾經在此長久生活。而曲冰與七家灣遺址皆鄰近溪水，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而透過針對遺址出土石器的分析，考古學家也發現到了許多適合捕魚的工具，這點似乎強烈暗示著這些史前人類不僅在此地生根，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更善於利用此地的自然資源，讓我們見識到了他們聰穎的適應力。

    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距今一千八百年前至三百五十年前)

    距今一千八百年前，台灣各地逐漸邁入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化階段。此時台灣西海岸的史前人類，開始掌握鐵器與金器的製作技術，因此開始以金屬器作為主要生活工具。台灣東部與丘陵、山地的人群，由於金屬器取得不易，仍然以石器作為主要的生活工具。因此稱之為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

    此時的台灣史前人類，工具與武器持續進步，聚落與人口數量穩定成長，而各地之間在文化表現上的差異更大。除了逐漸複雜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之外，台灣與島外的交流亦更趨熱絡。在十三行遺址就曾發現不少來自東南亞與中國等地的文化遺物，顯示當時的台灣，尤其是北海岸地區，可能是中國宋元以降與琉球交通網路中的一環。

    而在此時代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台北縣八里鄉的十三行遺址。十三行遺址是一個擁有數百人口的中型聚落，但或許是因為掌握了煉鐵的技術，使得十三行文化成為一個分布廣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考古學文化。除了煉鐵與金屬器的使用以外，十三行文化中強烈的外來文化要素，包括漢人瓷器、銅錢、印度出產的瑪瑙珠等遺物出土，再再顯示了十三行人在當時西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之間的貿易網路中，曾經佔有一席之地。而當時的十三行人，還具有令人驚歎的美學意識。在十三行遺址中出土各式各樣動物與人類造型的陶偶，至今仍能給予欣賞者跨越時空藩籬的會心一笑。而十三行的人面陶罐上的靜謐人臉，也誠然是台灣史前美術作品中的經典。

    而在台東的多良遺址，考古學家有更令人驚訝的發現。在多良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類似」中國銅錢的錢幣鑄模。[4]綜合早期荷蘭、西班牙文獻與人類學研究的結果，台灣原住民族在被納入現代國家體系之前，應該並沒有以商業貨幣進行交易的文化傳統與紀錄。在台灣東部發現疑似中國錢幣鑄模，就現階段來說，這項發現帶來了更多問題、只能讓台灣的考古學家更加困擾。不過這種種發現，至少也暗示了台灣原住民族群對金屬器應用與製造技術的掌握，可能遠遠超過目前歷史文獻所帶給我們的印象。

    歷史時期(距今約三百五十年至今)

    自公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台南建立貿易據點開始，台灣便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貿易網路的一環。而在當時的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戰火方熾。為了與信仰新教的荷蘭相抗衡，在菲律賓擁有殖民地的西班牙王國，也趕緊在北台灣的基隆與淡水建立殖民地。而尚未完全鎖國的日本，也有許多貿易商來到台灣進行貿易。明朝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擁有龐大勢力的海商武裝集團，也同樣把眼光放到台灣，來此尋求貿易與生財的機會。由於明朝內政失政與天災、內戰的肆虐，使得中國東南沿海大批的農民無以維生，在東亞航海貿易交通線熱絡、加上荷西殖民政府的鼓勵之下，許多漢人離開他們的祖籍地，前來台灣進行農業墾拓的工作。而隨著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來到台灣的日耳曼、菲律賓與越南籍的僱傭兵、來自瑞士的旅行家、來自比利時、法國的東印度公司雇員、身為奴僕的黑人，讓十七世紀前半的台灣，充滿了歐亞交會的色彩。

    在公元1662年鄭成功政權領有台灣、與1683年清朝擊敗鄭氏政權，將台灣納入版圖以後，台灣和國際的接軌便逐漸模糊，但是台灣與中華帝國與文化之間的關聯卻更趨密切。更多的漢人為了生計，陸續來到台灣。原住民族與漢人的互動，無論是和平的婚姻、貿易或是詐騙與武裝衝突，皆更為頻繁而密切。在許多考古遺址中，都出土了漢人的瓷器與生活用具。不過此時大多數山區的原住民聚落，仍然保有其文化特色，許多年代晚近的考古遺址也可能和歷史與人類學文獻上的原住民族群有關。

    屬於歷史時期、最為人所熟知的考古遺址，莫過於台南市的熱蘭遮城遺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方便其在台灣的統治與貿易，便於1624年興建本城，這是台灣第一座非南島語系的聚落，也是台灣第一座的城市。由於台江海域數百年來的嚴重淤積，使得原本位在半島上的熱蘭遮城，已經看不出她身處全盛時期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數百年來多次的改建與建築材料的再利用，[5]使得今天觀光客所見的「安平古堡」，僅有一小段磚塊結構，是真正擁有三百餘年歷史的文化資產建物。但是透過往地下底下所進行的發掘，考古學家不僅發現了荷蘭時期商館建築的遺留，更在地層中發現了大量當時的文化遺物，經過與其他博物館藏品與藝術史研究成果的比對研究之後，考古學家發現這些埋藏在台南市安平區地層底下的遺物，包括有來自來自中國浙江景德鎮與福建的瓷器、日本肥前的唐津燒、甚至還有來自荷蘭製的煙斗與日耳曼的陶罐。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見證了十七世紀熱蘭遮城的國際色彩，以及當時台灣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與全球貿易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同樣位在台南的社內遺址，則是十七世紀後半平埔族群原住民的生活遺址。社內遺址所處的時代，正是明鄭與清朝政權逐步交替，台灣被納入到中華帝國版圖中，漢人在文化、產業、政治與人口等社會結構各層面逐漸取得優勢的時間點。因此在社內遺址中，除了傳統台灣考古學文化所慣習製作的陶器以外，更出土了大量由中國福建地區窯廠，所製造的安平壺與瓷器。這些安平壺除了成為平埔族原住民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更在平埔族群祀壺信仰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物質物件在意義上的改變，以及原住民傳統製陶技術沒落、漢人瓷器的大量採借與應用，也正象徵著台灣逐漸由純南島語系社會過渡至以漢人為主的移民社會當中，所經歷的文化消長過程。

    無論如何，透過長達數萬年的文化累積、以及多元族群的努力，我們的家園--台灣，也就在許多不同人群的打拼之下，逐漸成形，成為我們今日所熟悉、所熱愛的樣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台灣的考古學與台灣社會之間，其實是存在有相當錯綜複雜的關係。考古學家如何看待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如何看待考古學？而考古學者和各種次級團體之間又是如何進行互動？在本節，我們將透過文化人類學的訪談方式與各類型文獻的回顧，逐步爬梳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之間的互動機制與圖像。

    名作家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蘗子》，透過幾位主人公的生活點滴與喜怒哀樂，對60至70年代的台灣同性戀生態圈，有著深刻而動人的描寫。在其中，「阿青」與「小玉」這兩個角色，因為小玉希望奮發用功、討乾爹林樣的歡喜，曾經有過一段充滿喜感的對話：

    「小玉，我看你不必去考開南了，你去唸台大考古系，我管保你不用考試，他們還會給你獎學金呢？」

    「為什麼？」

    「你真驢！」我笑道，「你對老骨董這麼有研究，台大考古系要聘你去做研究員了—以後我們就叫你『王考古』吧！」

    「老骨董有什麼不好？」小玉笑得一雙桃花眼瞇成了一條縫，「老骨董愈老愈值錢麼！」[1]

    透過以上兩位主人公的對話，我們可以察覺出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學科「探索、復原古人生活」的目標與方法，並不十分理解。對於考古學的概念，也就限於「研究古代」、「鑽研骨董」、「愈古老愈好」等模糊而籠統的層次。

    石璋如先生儘管是中國考古學界的巨擎，但是他對台灣考古學界的人才培育與早年的研究發掘，也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石璋如先生的回憶錄中，分別提到了他在1950年代史語所遷台初期，分別在大甲與八里兩地進行田野調查發掘時的經過：

    「到了中午，正好發現了人骨，心中相當興奮…晚上回到鎮上，我們用紙包好骨頭，裝在包裡帶回，我們也絕口不提。因為旅館有忌諱，如果給旅館知道了，就絕對不會讓我們住的。我們就把人骨緊緊包好，藏在床底下。第二天要繼續工作，我們也沒有在離開旅館的時候交回鑰匙，只說為了方便進出，想把鑰匙放在身上，實際上是怕旅館清理房間的時候發現人骨，會增添許多麻煩。」[2]

    「屋主前來應門知悉來意後，說他家孩子出痘子不見生人，不准我們來…有一天，學生發現側躺的人骨架，旁邊有個罐子裝滿玻璃珠，再旁還有人面(頭)，算是一大發現。本地人說，出天花的孩子就是被鬼魂騷擾才得病，這個白髮小老頭(我年齡不大已有點白髮)很厲害，能找到人骨架驅走了鬼魂，小孩病就好了，所以大家不能再和考古團作對了。」[3]

    從以上兩段寶貴的回憶中，我們發現在1950年代初期的台灣民眾，對考古學的認知遠較70年代更為不足。民眾對於出土骸骨，是以自身宇宙觀、也就是漢人傳統的民間信仰來加以解釋，認為是不祥、不吉利的無主孤魂。而我們也看到，考古學家發現了這些「孤魂」的屍骸，有時擔心若是被投宿旅館的業主發現，就會面臨掃地出門的命運。可是在另一個情境之下，同樣發現骸骨，卻又成為當地居民眼中的英雄。同樣的行為，卻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解釋，這也真是人類文化當中的弔詭。

    到了1980年代，台灣民眾又是如何看待考古發掘研究呢？家鄉原籍台東的報導人L先生，曾經和我分享他隨著長輩參觀遺址的經驗。當時，住在台東卑南搶救發掘現場附近的台東縣民，在暇餘時經常會帶著家人朋友，一同來到考古遺址參觀工作情形，看看熱鬧。當他們看到探坑中一具具人骨出土的情形，年長的縣民忍不住評論道：

    「那些都是假的啦！都是用刻刀刻出來的啦！」

    在台東地方朋友的眼中，那些出土的人骨與玉玦，都是考古學家用小刻刀雕出來的。這些參觀者們居然有這種反應，也是相當值得考古學家玩味與自我內省的。

    筆者於2004年夏天，曾經因公前往十三行博物館。中午休息出外用餐，在同事的介紹之下，至附近的麵攤用餐。老闆娘熱情接待，不過對於十三行博物館內的展品，卻倒是隨口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評語：

    「破甕仔有啥好看？」

    因此，小結以上一般民眾對於生活週遭考古發掘與相關遺物的意見。我們發現，早期一般台灣民眾由於對於考古學不熟悉，缺乏完整認知。而考古發掘所得文化遺留多屬南島語族所有，又和現代以漢人為主要組成的台灣社會缺乏血緣歸屬，難以形成認同紐帶。因此對考古學家的工作多半抱持著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敬而遠之的消極態度。少數對考古有興趣的朋友，也多半是以大陸悠遠的中華考古成果，作為其欣賞與浪漫想像的投射對象。台灣考古對於一般民眾，誠然是種陌生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將以1980年代，卑南與十三行兩大重要台灣考古研究成果之中，考古學界與社會的各種互動，來探討考古學與台灣社會的競合關係。

    1980年，台灣鐵路局進行台東縣台東新站的建設工程。但是在工程進行中，意外發現了一個規模甚大的考古遺址，在台東地方缺乏研究人力與考古發掘研究專業知識的情況之下，台東縣政府便商請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率領台大師生赴台東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的搶救考古發掘。由於當時台灣社會普遍缺乏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因此在發掘的過程當中，考古隊往往必須和時間與台鐵的怪手賽跑。而地方上也有不肖人士，在聽聞有考古發掘工作進行後，竟然前往發掘現場進行盜掘。因此儘管台東地方政府與文史工作者對於考古工作，是抱持著正面與鼓勵的態度，但是當時一般的台灣民眾，對於考古工作的認知與素養，委實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經歷了1980-82與1986-88年兩階段的卑南考古發掘之後，國立台灣大學考古隊，在台東地方缺乏適當場地存放卑南出土文物的情況下，便將發掘遺物帶回台大人類學系保存。而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也向政府要求將遺址現地進行適當綠化保存，並且設置卑南考古遺址之專屬博物館。1990年，館址設於卑南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成立，由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連照美教授，擔任第一任的籌備處主任。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本人的個性與教育行政科層體系格格不入，因此連教授不久便離職，而連教授亦不願將存於台大的卑南考古遺物，逐步轉移予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2年，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開幕，台大未歸還卑南文物的議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儘管原本達成了台灣大學與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共同保存」[4]卑南文物，並且制定文物歸還時程，準備逐步將文物送回台東。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的強烈反對，因此直到2005年，大部分的卑南文物，仍然由台大人類學系保存。

    由於台大人類學系方面遲遲沒有完整的文物歸還具體措施，使得卑南文物歸屬問題逐漸成為台東地方人士所關注的話題，旅遊業、文化界、地方民意代表開始組織「台東討壺怒吼聯盟」[5]，台東地方政府也有意識地進行動員與串聯。[6]更重要的是，雖然今天的卑南族和卑南遺址的先民，尚不能確認兩者之間是否有實際的血緣關聯，但是在族群與地方認同的運作之下，台東地區以卑南、阿美族為主的原住民，在卑南文物議題方面，仍然採取了積極支持討壺運動的態度。而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行政決策群，儘管非常希望能夠讓卑南文物「回娘家」，但是由於他們幾乎都曾經是連照美教授的學生、受過連照美教授的提攜與指導，因此在整個事件當中，這群台大人類學系出身、又身負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立場與台東縣民期待的考古學工作者們，恐怕是整起事件中心靈煎熬不亞於連照美教授、立場最為尷尬的一群人。2005年3月，台東地方人士在地方政府的組織動員之下，發動了三百人前來台北，分別至台灣大學及立法院進行示威抗議。這是台灣社會頭一次，地方人士與原住民族以社會街頭運動的形式，向人類學界進行抗爭。這也可以說是台灣考古學界在公共關係與形象上，所遭遇過的最大挫折。

    如果說實際的示威抗議給予台大壓力的話，那麼在各式各樣媒體上對卑南文物事件的討論，大概就是對台灣考古人類學界的批判吧！在2005年，各大平面媒體的讀者投書上，曾經針對卑南文物事件有過激烈的筆戰。例如一位台東地方出身的高中生，就曾為文聲援討壺聯盟：

    「還我祖產、還我尊嚴」

    「神聖的學術研究竟成為私人佔有的藉口；一流的最高學府竟是竊佔國家資產的幫兇！」

    「難道說，頂著第一學府的耀眼光環便擁有食言的本錢？難道說，台大人類學系教授不解中文陳情書，要台東人譯為甲骨文以便閱讀？難道說，偏遠台東皆化外之民，為了教授個人學術成就與聲望，外來請求全可不予理會？」

    「部落長老曾述說，他多次在夢裡看見祖靈飄蕩在杜鵑花城，試圖找回屬於自己的器具；村裡靈媒說過，夜裡的石板棺總會面向北方哭泣，等待主人回家。」[7]

    而臺大人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宋昱潔、葉長庚，也為文為台大人類學系辯護：

    「身為一位考古工作者，不該有私自收藏或涉入買賣遺物的行為。」考古學者的目的不為收藏，而是為說出古物背後的故事。近來部分報章媒體刊登「霸佔」、「侵占」、「佔有」等字眼，除了顯示對考古學研究的誤解外，也深深打擊平時在此乏人問津的冷門領域中默默耕耘與付出的人。」

    「所以我們要問：民間團體要的是什麼？文物的觀光經濟效應？政治聲望提升？祖器回鄉？以一個學術單位來說，與其草率轉交，使得文物在突發狀況下意外損傷，我們更希望有一個完整、周詳的計畫來進行移轉，也期望這批物件回到台東後能夠在社教與研究領域上有更好的發展，而不是淪為定時換展的展示品。」

    「如果祖靈垂淚可以解釋為無法回歸土地的哀傷，那麼祖靈有沒有可能因無法為人所理解而悲傷？」[8]

    台灣的人類學界，從未在各大新聞媒體上得到如此高的曝光率。但是這種高曝光率，卻是隨著負面新聞而來，誠然令人感嘆。卑南文物終究已然回到台東，但是卑南文物事件對台灣考古學界所造成的負面傷害與省思，更是值得所有考古學家深思。考古學家難以體認社會大眾對「文物資訊公開」的殷切需求，而在地方需要話題、需要有文物為地方文化與旅遊產業服務、加持的時候，考古學家所有的「研究需要」、「研究時程」，對於地方人士來說，實在只不過是學術象牙塔人士缺乏經濟成本與效率考量的藉口。但是，地方人士、社會大眾與媒體也難以瞭解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發掘研究時所需要付出的心血與背負的壓力。原本80年代在台東深受歡迎、對卑南文化研究付出同等心力的宋、連二位教授，於今日的台東史前館館中，卻只有宋文薰教授的銅像，靜靜地坐落在博物館的地下展示大廳；連照美教授的名字，如今在台東卻宛如被詛咒一般，成為不該被提起的名字。考古學界與社會兩種截然不同、南轅北轍的認知體系，使得卑南文物事件的結局，蒙上了一抹悲傷與遺憾的色彩。

    如果說台東卑南文物事件，是整體台灣社會對考古學的競爭的話，那麼十三行遺址的發掘與相伴隨的社會運動，似乎就可以被視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合作、共同進行遺址搶救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典範。

    1955年，中華民國空軍少校飛官潘克永少校，在台北縣八里上空執行例行巡邏任務時，發現機上的羅盤指針有不穩定現象。潘少校綜合飛航經驗，判斷這種不正常現象，很可能是受到了地底下鐵礦的磁場干擾所致。因此潘克永少校便聯絡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林朝棨教授，與民間企業人士，共同至八里鄉探勘鐵礦礦脈，並且評估開採的可能性。但是在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學者發現八里地底下並無鐵礦礦脈，之所以造成羅盤不正常的原因，是因為地層淺處存在有大量當地人戲稱為「鐵屎石」的煉鐵渣殘餘。1957年，當時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任教的石璋如先生，率領師生前來八里鄉的十三行進行試掘，發現了史前人類的墓葬、陶器，正式確認十三行為一考古遺址。

    但是，由於經費與研究人力的限制，十三行遺址在發現之後，考古學界無力進行大規模的發掘與研究。1989年，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計畫局，在未進行詳盡環境評估的情況下，將十三行遺址列為即將興建的八里污水處理廠施工工程範圍。這項工程，引起了考古學界的注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與劉益昌兩位研究人員，趕緊率領考古團隊至現場進行較大規模的試掘。並且開始和台灣省住都局進行交涉，希望能夠在工程順利進行的前提之下，達成十三行遺址的研究與保存工作。

    不過，由於當時的技術官僚體系，對文化資產保存概念缺乏認知；同時又因為對於台灣本地歷史文化的漠視，使得考古學界與技術官僚界之間的協商，一直不甚順利。[9]1980、90年代之交，台灣的本土意識逐漸成為檯面上的社會議題，十三行文化遺址的保存，也就成為台灣本土意識與多元文化的試金石。許多社運與文化界人士，紛紛聲援十三行遺址的搶救與保存運動，他們希望除了故宮、史博館所典藏的稀世珍寶之外，政府也能夠對台灣在地的考古遺址與文化付出更多的心力，尊重台灣多元的文化傳統。

    1991年，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先生在視察八里十三行遺址之後，下達了遺址保存與工程建設並重的裁示。十三行遺址終於不用在怪手的威脅之下，和工程進度賽跑。經過了前後歷經11年的作業，考古團隊發掘面積高達六萬平方公尺，並且出土了大量文化遺物。對於台灣人類活動史的重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十三行遺址對於台灣社會，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除了1980、9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外，十三行遺址由於地處台北近郊，交通遠較卑南遺址方便，因此有相當多的北部、西部民眾，第一次能夠有機會近距離參觀考古遺址的現地發掘。儘管這些參觀的人潮，有時可能會對考古學發掘研究造成干擾與破壞，[10]但是在考古團隊工作人員的解說之下，大部分的參觀者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古學體驗。而透過媒體的報導，考古學在台灣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而在2003年，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終於正式開館。十三行博物館除了是台北縣第一個大型的人文博物館外，更是北台灣第一個以考古學為主題的博物館，深受民眾歡迎。

    儘管有前文所述、來自麵攤老闆娘的直率批評，但是八里十三行博物館仍然成為北台灣相當吸引人的考古學博物館。而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紅樹林、淡水老街、淡水古蹟園區與漁人碼頭所構成的人文自然景觀，成功結合為一個充滿自然與人文魅力的旅遊景點區，成為北台灣週休二日的熱門景點。而就八里鄉民的立場來說，一河之隔的淡水在相當久之前，就已經是熱門而具有知名度的景點。[11]但是八里除了渡船頭與廖添丁廟週邊略有觀光與進香人潮之外，其餘地段僅能望淡水觀光業的榮景興歎，「看得到，卻吃不到」。但是，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與自行車道的規劃與設置，確實提供觀光客足夠的吸引力，將八里視作為一個獨立而值得一遊的景點，來此進行旅遊與消費，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因此，十三行遺址發掘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誕生，除了對80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認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讓台灣社會頭一次有機會團結起來，一同為先民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存貢獻心力。更讓一個原本位處知名觀光景點週邊、卻無法分享觀光所帶來經濟收益的社區，找到了新的出路。當然，十三行考古遺址的發掘研究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設置，並不代表考古發掘必然是振興地方經濟的萬靈丹、所有地方建設都應該以考古學為依歸，這也並非是考古學家的志業。而我們也不應該漠視八里鄉民在建設自己的家園時，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但是，貫串十三行遺址研究所發生的種種事態，仍然是考古學界與台灣社會良性互動與合作的成功典範。

    民間對考古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也營造了新的考古學生態。由於台灣本土認同高漲，與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風行。因此自1990年代開始，原本對鄉土與歷史抱持冷漠態度的台灣民間社群，也開始有了對本地地方文史的追溯與認同。一批批民間出身的非學院派人士，也投入到地方文史、甚至考古工作當中。[12]不過地方文史工作者們，由於並沒有受過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主要是憑藉著一股好奇與熱情，採集發掘古物。雖然他們的採掘，保存了古物標本的原件，但是考古學家卻會認為他們並沒有將文物本身的層位、係絡關係加以釐清，反而喪失了許多寶貴的古代文化資訊。他們的行為就算出自善意，也已經違反文資法，對於遺址反而是種破壞。而有時候，在有意無意之間，這些「素人考古家」的發掘，又常常和盜掘與文物盜賣行為掛鉤，更是讓來自學院的「廟堂考古家」所難以苟同。不過，這批素人考古家，對於學院派的考古學家，也有強烈的批判。例如素人考古學家，就認為這批學院派人士經常盜用素人考古家辛苦踏察遺址的成果，作為自身論文與升等的材料，而素人考古家的成就，又被這些廟堂考古學者所鄙視、貶抑。而素人考古家更認為，學術機關的低效率，往往是迫使素人考古家自行發掘的主因，如果這些素人考古家不採取行動，恐怕許多文物標本，都會在怪手底下被催毀殆盡。[13]

    其實素人考古家與廟堂考古學家之間，理應有更好的互動模式。考古學界可以將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踏察成果，作為本身研究的基礎。但是也應該更尊重素人考古家，將這些素人考古家的貢獻，明確地在論文中加以說明。而研究的成果，也應該和遺址現地的地方文史與教育工作者進行分享工作，從而達成考古學向下扎根，由地方民眾自發保存文化資產的目標。而素人考古家，也應該至少做到不因個人經濟因素隨意發掘的自我要求，以免有更多珍貴而屬於全民的文化資產，遭到破壞與盜賣的命運。

    總之，台灣考古學與台灣社會，從早年的冷漠到近年來的針鋒相對，從族群與地域認同動員之下的對抗到學界與社群密切合作，這種種的競合模式，台灣考古學都曾經歷過。如何和社會大眾有更良好的互動，並且繼續深化台灣考古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將是台灣考古學界往後必須思考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百廢待舉，考古學研究與傳承工作卻沒有中止。在奉令遣返之前，台北帝大的日籍教授仍然堅守崗位，並且開始指導台灣籍學生。例如宋文薰院士、已故院士張光直，就是在當時一頭栽進考古學的年輕人。

    1949年，所有日籍教授留任期滿遣返歸國，此時這些學術研究的位置，洽由來自中國大陸、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家，適時地填補了這個真空。而史語所的李濟、石璋如、高去尋等諸位前輩，也就將考古學在台灣的薪火，繼續地傳遞下去。在1949年11月，距離史語所遷台之後僅僅一年，史語所就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一同赴南投大馬璘遺址進行田野發掘，這是華人在台灣第一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而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也就象徵台灣考古學，由史語所研究人員與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師生，從日本籍研究人員手中接下了研究的棒子，開啟了台灣考古的新時代。

    但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台灣尚在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與戰後通貨膨漲的困境中掙扎，與民生無關的議題甚難得到經費的補助與社會的關注。繼而當時的台灣，身處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對峙的最前緣，政府以「反共復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旗，學術亦須為政治服務，作為意識形態鞏固與再生產的機器。因此，和強調台灣與中國政治歸屬關係與文化紐帶目標無關的研究主題，實在不太能夠得到官方的重視。而台灣考古，又常須借重日本學人往昔於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資料，這對剛剛結束「八年抗戰」、對日本仍懷抱有同仇敵愾心態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更是件難以大力支持的學術研究主題。[1]三則以台灣考古的研究確實仍處於起步階段，考古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資料尚不充足，還不能夠針對台灣史前與歷史時期早期的人類活動史，進行嚴肅而具有學術前瞻性的討論，並且提供社會大眾與媒體具有想像力的議題，僅能在經費有限、支持微小的條件下，進行有限度而小規模的田野發掘，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邁進，蒐羅資料。因此，在1960年代之前，儘管少數的考古學家仍持續進行台灣的田野發掘工作，而遺址的發現與知識的生產，亦從未中斷，但是此時台灣考古在研究人才與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確實難以喚起社會大眾對考古的認識與共鳴。

    1960年代，台灣的考古界面臨了人力分配與研究上的重大轉型。史語所早期前輩學人逐漸淡出台灣考古的田野與人才培訓工作，轉由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接手。而這批史語所前輩學人，則將他們研究的重心，轉回了1930年代，讓這些學人們奉獻出青春的大陸安陽考古工作。許多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論文與考古田野報告，皆是在這個史語所所史上的安定年代中，由這些學人們孕育而生。因此，這時期史語所的考古學研究，儘管如劉益昌先生所言，有著「案頭考古學」的缺憾。[2]但是由史語所學人所進行的大陸考古資料整理研究工作，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對於台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與台灣考古學界人士與國際漢學界之間的交流，也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在史語所學人們逐漸轉回大陸考古研究領域之後，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自然面臨研究人才不足與社會關注更形減少的困境。人類學家陳奇祿先生在1965年國立台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學術討論會中致辭時，曾經說道：

    「台灣是我國的一個邊陲省份，台灣大學是一個地方的大學，以地方的大學而言，地方的研究為其職責之一；但是今天的台灣，肩負著民族的命運，而台灣大學亦是我國學術寄託之所在。也許由於這一重大的任務，所以在過去，台大忽略了它作為一個地方大學的責任。」[3]這番宣言，似乎也就是台灣考古人類學界對於自身困境認知的自省。

    而在1970年代，在考古人類學界學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台灣的考古田野工作與研究領域之間的科技整合，開始有了令人欣喜的進展。1972年開始到1976年，張光直先生和行政院國科會、美國耶魯大學等學術行政及研究單位合作，共同進行了「台灣省濁水及大肚兩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是台灣考古學史上首次將考古學與地理、地質、植物、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專家，共同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探討台灣中部的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資訊的科際整合研究計畫。儘管濁大計畫本身並沒有驚人的考古發現，大眾對這項計畫所知甚少，主要的考古學貢獻也僅限於更加確立台灣中部地區史前人類活動與遺物之上下相關層位係絡關係。但是濁大計畫培養出了一批本土出身、富有經驗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這點對於台灣考古學的發展，與往後80年代宛如狂飆般的重要考古發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濁大計畫，那麼80年代台灣可能就不會有足夠而富有經驗的考古學工作者，投入到各個需才孔急的搶救發掘工作之中。

    80年代的台灣，不只在政治、經濟上進入了狂飆期，考古學的發現也似乎和台灣的命運相連結，前所未見而具有十足重要性的遺址不斷出土，[4]帶給考古學家驚喜，也帶給社會省思的空間，思考台灣土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隨著考古發掘因運而生的遺址與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也隨之導入台灣社會。而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的應用與看法，也有了本質上的改變，考古學不再只是籠統的「考」古之學，也不再僅只是悠遠中國歷史存在的證明；考古學在台灣，更是人與生存土地之間的紐帶，與記憶的橋樑。

    經過了1980年代眾多考古學遺址的發現，台灣的考古學家們不僅開始逐步釐清了埋藏在台灣地層下的史前與歷史資料，對於考古學在台灣研究與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也開始有了積極的自我期許。第一本專供考古學家發表學術論文的期刊《田野考古》，[5]於1990年正式創刊，在當時的〈發刊辭〉中，考古學家曾經說道：

    「考古學至今沒有一個推動學術研究風氣的學會，也沒有一本專業性的刊物。目前國內雖然有一些學報型刊物可以刊登考古學論文及報告，也有部分通訊型刊物報導考古學界的消息動態。但介於兩者之間，篇幅較為短小的田野調查、發掘及實驗報告，卻罕有報導或發表的機會，而日見蓬勃的考古活動也罕見於記錄。」

    「藉著九十年代考古學即將屆滿百歲的年代，和上述期望趨使之下，我們願意努力以赴。」

    而在同期的〈本刊的宗旨、內容及撰稿格式〉一文中，也提到：

    「藉彼此資料的刊布、流通，累積、增長彼此對國內考古資料的認識了解，進而提出對台灣史前文化諸現象的合理解釋，與鄰近文化團體的互動關係、整個台灣在大陸沿海與東南亞考古文化地理上的地位，甚而考古理論模型建構有所裨益。在此，我們誠懇地呼籲：這是為所有考古學家所創辦的刊物，若您手上有未經刊布的資料(或論文)，請不吝公諸於眾，惠賜本刊，大家一起為國內考古學研究的提升而努力。」

    1995年，為了提升南台灣在經濟與科技方面的競爭力，政府規劃了台南科學園區工程。在工程進行當中，發現了為數甚多的考古學遺址。這次，沒有悲情的抗爭，也沒有怪手咄咄逼人的催逼。科技產業界和考古學界透過了契約考古形式，有效地針對南科園區範圍內的考古遺址進行了有條不紊的搶救發掘，發現了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乃至於漢人拓墾年代、上下橫跨五千年之久的先民文化遺留。由於南科遺址群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考古學遺留，因此政府正在規劃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南科園區工程，希望能透過遺址現地應用保存與博物館形式，向大眾分享南科園區地層下所埋藏的故事。

    從大馬璘到南科，從十九世紀末橫跨到二十一世紀的初葉，從邊緣到中心。至此的台灣考古學，也走完了屬於她的青澀年代，逐步開始建立學術典範、研究體系與自我期許，更重要的是，考古學也逐漸從學術的象牙塔與曲高和寡的暮境中走出，開始和社會大眾有了各式各樣的互動與交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台灣的現代考古學研究，自西元1896年開始，已經有長達一百一十一年的發展歷史。而在1949年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更是台灣考古學研究之兩大重鎮之一，在台灣考古學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一般教科書與科普書籍鮮少探討台灣考古學史的環境之下，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考古學史的「知識考掘」，探討台灣考古學的發展進程、考古學界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介紹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以協助本館歷史文化志工對本所考古學門與本館未來台灣考古展覽規劃，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二、由邊陲走向中心-戰後台灣考古研究工作的發展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四、由考古學所見的台灣歷史

    五、結論

    一、台灣考古學的起源

    連橫在他的名作《台灣通史》中，曾經提出一個主宰台灣社會史觀甚鉅的觀點。他在《台灣通史‧自序》當中曾說過：

    「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由於《台灣通史》在台灣史學發展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史觀備受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的肯定。《台灣通史》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1949年之後半個世紀，台灣社會歷史認知的主流。因此在史學界與教育體制的影響下，一般台灣人普遍認定，台灣是在西元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經營大員之後，才有可信的歷史紀錄。連帶地，台灣「歷史」的開端，也應該是以荷蘭人的經營作為出發點。台灣在1624年之前的歷史，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對台灣社會來說，仍是一派湮沒與未知。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前人對台灣的過去，毫無認知與好奇之心呢？陳光祖先生在《田野考古》中所發表的〈從歷史文獻看台灣早期「考古」發現〉一文中，整理了自公元1622年至公元1895年日本領台為止的歷史文獻。在這些往昔只有歷史學家與地方文史工作者會注意的文字中，陳光祖先生發現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記載。綜合漢人與荷蘭等多方面的文字記錄，台灣地區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公元1622年的澎湖。《皇明世法錄》一書中對馬公湖西的龍門村，曾有以下的記載：

    「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聚落也。」

    根據這條記載，在十七世紀初來到澎湖的漢人，在墾殖拓屋時，就發現了更早年漢人在澎湖地區的房屋基址。

    而在台灣本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日誌》於1642年5月份，也有以下這樣的記載：

    「上列盛土的盒子中，另有Tacabul山附近土番於掘山野時可能多見的山地，水晶數個，及項環兩個(金與銅混合者，及純銅者)。」

    Tacabul山的地望，約略在今天的台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員分公司，曾經派遣探險隊至花東一帶進行探查，尋找商機與貴金屬。而依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這些發現物是原住民「掘山野時」得來的，因此應是出自地層下的考古遺物，而非原住民族的工藝品。

    澎湖群島，對帆船時代的船隻來說，可以說是一塊充滿暗礁的危險海域，在高拱乾所修的《台灣府志》〈封域志〉中，也曾出現關於沉船考古的記載：

    「味銀嶼，波流甚急，紅彝時，通商諸番，金寶滿載而歸，船多磕破於此，土人善水者，入水尋銀，故名。」

    味銀嶼的地望，是在今天澎湖望安島西方，將軍嶼南方一帶的海域。高拱乾的〈封域志〉，描寫的是澎湖在公元1696年左右的狀況。換句話說，澎湖地區的漢人居民，對於澎湖過去的人文環境，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憑藉著他們對環境的深刻認知與技能，因此他們能將沉船撈寶作為一項生計選擇。

    而在《諸羅縣志》卷十二的〈外記〉當中，也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鄭氏時，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未開闢之先，又何得此瓶而瘞之也。」

    我們從這段引文中，可以察覺出諸羅縣志書寫者們隱隱所含的歷史意識。「在漢人於十七世紀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成功政權來台、開闢台灣成為文明之地前，台灣理應為非漢族群居處的蠻荒之地，怎麼會有漢人、甚至是其他具有文明性的遺留呢？」

    總結以上幾條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為西方殖民貿易公司與中華帝國版圖邊陲時，不管是西方博物學家、或是傳統中華的金石學學者，皆不易將目光投注於台灣斯土。尤其在台灣被納入清朝版圖後，在西方田野考古學亦尚未傳入台灣的情況之下，台灣的考古學知識發展，在日本領有台灣之前，僅能算是某種「掠寶探奇」式的「前考古學」[1]，雖然可以引起文人雅士的興趣，將這些鄉野趣聞摘錄到地方志或是筆記小說中，但這些書寫者們至多也僅能在他們所意識到的歷史中，去針對文物進行揣度，並未能累積太多有意義的學術資訊。

    在公元1895年，由於清日甲午戰爭的結果，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正式的海外殖民地[2]。日本為了盡速掌握台灣新領土的風俗人情，以方便其殖民統治，便派遣了不少學者前來台灣，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工作。而在公元1896年，日本學者、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粟野傳之丞，在士林芝山岩採集到人類所使用過的石器，並且於1897年於日本東京人類學會加以公開發表。因此，芝山岩史前遺址的發現與調查，被認為是台灣考古學發展的正式開端。而在隨後的日本殖民時代早期，以日本東京人類學會為主的博物學家，亦以個人踏查的方式，進入平地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內，進行小規模的民族學及考古學標本採集工作。例如鳥居龍藏於公元1897年發現了台北圓山貝塚後，又抵達台東，替卑南遺址留下了最早的影像紀錄。不過由於這些博物學家進行踏查的目的，在於查明台灣平地及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各種風俗習慣，加上他們尚缺乏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日本殖民早期的台灣考古學知識累積，主要是以採集、購藏標本與踏查紀錄為主，並非透過科學田野發掘工作來取得材料。

    公元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而土俗人種學講座亦於同年開辦。該門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氏，和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恰好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前後期的博士。不過和李濟先生以考古學方法重建中國上古史與民族史的目標與企圖相比之下，移川氏的治學理念明顯偏於民族學，而他與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學人的主要貢獻，也就在於建構台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架構，並且追索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問題。而在台北帝國大學時期(1928-1945)，台灣的考古學研究與日本統治早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台北帝大的學者們，開始以田野發掘的方式，去搜集、取得考古學資料。在這十七年間，台北帝大至少進行了墾丁、蘇澳新城、花崗山、大湖等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是由於戰亂、資料難以整理的關係，因此這批早期考古發掘資料，並未有完善的發掘報告出版，而多散見於各個發掘者的論文當中。[3]

    在公元1929年，台灣考古學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中央研究院在同年成立之後，立刻派遣了人類學家林惠祥，來台進行學術交流與踏查工作。林惠祥曾在台北圓山遺址蒐集了一些石器標本，因此成了中國學者對台灣考古產生興趣的第一人。由於林惠祥本人志趣在民族學，他來台的主要成就，仍在於為中研院蒐羅、採購了一批台灣原住民的標本。這批標本部分藏於中研院史語所、民族學研究所，另有部分藏於中國廈門大學。但是，林氏的考古學標本，未能引起當時與往後中國學界太大的注意。因此，林惠祥於1929年於台灣進行的人類學調查，並未讓中日兩國的考古學者，針對台灣考古學研究進行激盪與學術對話。林惠祥來台雖是中日交流的佳話，而林氏亦是中國人類學界的俊傑。但是由於他過世太早，[4]加上1949年後台灣與中國之間緊繃的政治情勢，使得他的田野踏查成果，多被拿來利用為中國國族與政治動員工具，[5]少有嚴肅而富知識性的學術討論。因此他的台灣行對台灣考古學的發展來說，也僅能算是投入至廣大池水中的一顆小石。[6]

    如果我們回顧1895年至1945年之間，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考古學發展，我們主要可以做出以下幾點小結。

    1.台灣考古此階段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日本學者負責，尚未培養出台灣本土的研究者。

    2.但是，日本學者已經開始藉由對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建構台灣史前文化的層序。這些學術積累，將成為往後台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日本學者國分直一氏在1954年，回憶台灣考古學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工作概要時，提出了以下的說法：

    「這段期間，我們為台灣先史土器(陶器，括號內說明為筆者所加)編年史，注意遺物所代表的文化系統，同時對先史遺跡[7]相互間的系統關係之解析，與印度尼西亞系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之解析也非常注重。當然，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但若能使台灣先史遺跡的系統多少明朗化就深感安慰了。[8]」

阿輝伯沒去日本，去了十三行~

如果您，是由於憂國憂民的理由而點進來這篇文章

SORRY~您被呼弄了

我們得向您說聲”抱歉！”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和您分享的資訊

是和考古學與台灣史前文化有關

和政治一點干係都沒有~

在離三芝不遠的八里十三行

兩千年前曾經住著一群人

因為他們沒有留下文字，也沒有太多太多關於他們的故事

所以我們一開始並不大清楚他們自己叫自己什麼

一切的線索，都得要從泥土裡面去翻尋

就在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學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知道這群人除了過著平靜的生活

他們還會煉鐵、把金屬融化了以後

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狀跟功能製作金屬器具

而依照出土的文化遺物

我們知道十三行文化人已經有了高超的工藝技巧與審美觀念

在其中一副”青銅刀柄”

我們可以看到刀柄上的人非常可愛

而且其扇斗的造型、渾厚的下巴

非常神似某位三芝鄉出身的政治人物呢~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小巧合~

想看神似”阿輝伯”的青銅刀柄嗎~

除了到十三行博物館親身一遊以外

您也可以進入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

點選”數位典藏資料庫”

點選”遺物資料庫”

在品名一欄鍵入”青銅刀柄”

您就可以看到兩千年前十三行文化人在工藝與美學上的成就囉~！

如果您是國高中的學生、老師

十三行是您鐵定必修的課題

千萬別錯過嚕~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中研院史語所數位典藏考古分項  敬上

上帝會不會降下災禍啊？

無論古今，人們對未來總是充滿疑問？

相信在冥冥之中，有全知全能的神明，在操縱著我們的命運。

所以我們的阿公阿嬤會到廟裡擲杯，或是上教堂祈禱，

我們會上網看星座運勢，

希望能夠知曉上天的旨意，求得心靈的平靜。

三千年前的商朝人，

當然也有同樣的煩惱，

所以他們……拿烏龜開刀。

根據史語所李宗焜老師的研究整理，

商朝人會把烏龜剖成一半

把背甲與腹甲分開

之後再把背甲鉅成左右兩半。

接下來，

貞人(巫師)會把龜背甲的背面拿來鑽鑿，

鑿出好幾個洞以後，

就可以準備占卜了。

首先，貞人先必恭必敬地說明卜問的內容，

再用燒紅的木枝在鑽鑿的地方燒灼，

燒灼處受熱會卜卜地發出爆裂聲，

這也就是卜，這個形聲字的來由。

除了發出聲響以外，燒灼處還會有裂痕，

貞人就是憑藉這些裂痕來判斷吉凶，

很可惜的是，

我們現在還不能掌握到底什麼樣的裂痕代表好？什麼樣的裂痕代表壞？

卜問完了以後，

史官再把卜問的內容刻寫出來，

也就是所謂的卜辭。

一件事情通常不只卜問一次，

而甲骨文上面單刻的數字，

也就是卜問的次數。

像這片丙編067號的甲骨卜辭，

就是商朝人詢問上帝到底會不會降下災禍，

整整問了十八次，

是目前甲骨文當中所知單一問題卜問次數最多的甲骨。

儘管經過了三千年，

或許求神問卜的方法有很多改變，

不過人的內心世界，還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參考資料來源

李宗焜 著 “當甲骨遇上考古-導覽YH127坑”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有售，定價新台幣二百元整

如果你想看丙編067長啥樣子？

方法一

請上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

點選數位典藏資料庫

點選遺物資料庫

點選左方進階查詢

選品名：卜辭 / / 甲骨圖版編號：丙編067

就可以在家裡看到十八次的廬山真面目！

方法二

現在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正在舉辦YH127甲骨坑特展

開放時間是每週二到週五1300~1630

每週六0930~1630

每週六下午1400有定時導覽

如果是20人以上團體可事先預約安排導覽

請先於一週前來電申請，02-2782-9995分機180藍小姐。

可以親眼看到十八次的廬山真面目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中研院史語所數位典藏考古分支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