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讀書會論稿
台灣考古學之道 (1896-2007)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考古分項助理 陳泰穎
三、從卑南到十三行-台灣考古學家與台灣社會的競合
台灣的考古學與台灣社會之間，其實是存在有相當錯綜複雜的關係。考古學家如何看待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如何看待考古學？而考古學者和各種次級團體之間又是如何進行互動？在本節，我們將透過文化人類學的訪談方式與各類型文獻的回顧，逐步爬梳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之間的互動機制與圖像。
名作家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蘗子》，透過幾位主人公的生活點滴與喜怒哀樂，對60至70年代的台灣同性戀生態圈，有著深刻而動人的描寫。在其中，「阿青」與「小玉」這兩個角色，因為小玉希望奮發用功、討乾爹林樣的歡喜，曾經有過一段充滿喜感的對話：
「小玉，我看你不必去考開南了，你去唸台大考古系，我管保你不用考試，他們還會給你獎學金呢？」
「為什麼？」
「你真驢！」我笑道，「你對老骨董這麼有研究，台大考古系要聘你去做研究員了—以後我們就叫你『王考古』吧！」
「老骨董有什麼不好？」小玉笑得一雙桃花眼瞇成了一條縫，「老骨董愈老愈值錢麼！」[1]
透過以上兩位主人公的對話，我們可以察覺出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考古學學科「探索、復原古人生活」的目標與方法，並不十分理解。對於考古學的概念，也就限於「研究古代」、「鑽研骨董」、「愈古老愈好」等模糊而籠統的層次。
石璋如先生儘管是中國考古學界的巨擎，但是他對台灣考古學界的人才培育與早年的研究發掘，也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石璋如先生的回憶錄中，分別提到了他在1950年代史語所遷台初期，分別在大甲與八里兩地進行田野調查發掘時的經過：
「到了中午，正好發現了人骨，心中相當興奮…晚上回到鎮上，我們用紙包好骨頭，裝在包裡帶回，我們也絕口不提。因為旅館有忌諱，如果給旅館知道了，就絕對不會讓我們住的。我們就把人骨緊緊包好，藏在床底下。第二天要繼續工作，我們也沒有在離開旅館的時候交回鑰匙，只說為了方便進出，想把鑰匙放在身上，實際上是怕旅館清理房間的時候發現人骨，會增添許多麻煩。」[2]
「屋主前來應門知悉來意後，說他家孩子出痘子不見生人，不准我們來…有一天，學生發現側躺的人骨架，旁邊有個罐子裝滿玻璃珠，再旁還有人面(頭)，算是一大發現。本地人說，出天花的孩子就是被鬼魂騷擾才得病，這個白髮小老頭(我年齡不大已有點白髮)很厲害，能找到人骨架驅走了鬼魂，小孩病就好了，所以大家不能再和考古團作對了。」[3]
從以上兩段寶貴的回憶中，我們發現在1950年代初期的台灣民眾，對考古學的認知遠較70年代更為不足。民眾對於出土骸骨，是以自身宇宙觀、也就是漢人傳統的民間信仰來加以解釋，認為是不祥、不吉利的無主孤魂。而我們也看到，考古學家發現了這些「孤魂」的屍骸，有時擔心若是被投宿旅館的業主發現，就會面臨掃地出門的命運。可是在另一個情境之下，同樣發現骸骨，卻又成為當地居民眼中的英雄。同樣的行為，卻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解釋，這也真是人類文化當中的弔詭。
到了1980年代，台灣民眾又是如何看待考古發掘研究呢？家鄉原籍台東的報導人L先生，曾經和我分享他隨著長輩參觀遺址的經驗。當時，住在台東卑南搶救發掘現場附近的台東縣民，在暇餘時經常會帶著家人朋友，一同來到考古遺址參觀工作情形，看看熱鬧。當他們看到探坑中一具具人骨出土的情形，年長的縣民忍不住評論道：
「那些都是假的啦！都是用刻刀刻出來的啦！」
在台東地方朋友的眼中，那些出土的人骨與玉玦，都是考古學家用小刻刀雕出來的。這些參觀者們居然有這種反應，也是相當值得考古學家玩味與自我內省的。
筆者於2004年夏天，曾經因公前往十三行博物館。中午休息出外用餐，在同事的介紹之下，至附近的麵攤用餐。老闆娘熱情接待，不過對於十三行博物館內的展品，卻倒是隨口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評語：
「破甕仔有啥好看？」
因此，小結以上一般民眾對於生活週遭考古發掘與相關遺物的意見。我們發現，早期一般台灣民眾由於對於考古學不熟悉，缺乏完整認知。而考古發掘所得文化遺留多屬南島語族所有，又和現代以漢人為主要組成的台灣社會缺乏血緣歸屬，難以形成認同紐帶。因此對考古學家的工作多半抱持著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敬而遠之的消極態度。少數對考古有興趣的朋友，也多半是以大陸悠遠的中華考古成果，作為其欣賞與浪漫想像的投射對象。台灣考古對於一般民眾，誠然是種陌生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將以1980年代，卑南與十三行兩大重要台灣考古研究成果之中，考古學界與社會的各種互動，來探討考古學與台灣社會的競合關係。
1980年，台灣鐵路局進行台東縣台東新站的建設工程。但是在工程進行中，意外發現了一個規模甚大的考古遺址，在台東地方缺乏研究人力與考古發掘研究專業知識的情況之下，台東縣政府便商請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率領台大師生赴台東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的搶救考古發掘。由於當時台灣社會普遍缺乏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因此在發掘的過程當中，考古隊往往必須和時間與台鐵的怪手賽跑。而地方上也有不肖人士，在聽聞有考古發掘工作進行後，竟然前往發掘現場進行盜掘。因此儘管台東地方政府與文史工作者對於考古工作，是抱持著正面與鼓勵的態度，但是當時一般的台灣民眾，對於考古工作的認知與素養，委實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經歷了1980-82與1986-88年兩階段的卑南考古發掘之後，國立台灣大學考古隊，在台東地方缺乏適當場地存放卑南出土文物的情況下，便將發掘遺物帶回台大人類學系保存。而宋文薰、連照美兩位教授，也向政府要求將遺址現地進行適當綠化保存，並且設置卑南考古遺址之專屬博物館。1990年，館址設於卑南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成立，由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連照美教授，擔任第一任的籌備處主任。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本人的個性與教育行政科層體系格格不入，因此連教授不久便離職，而連教授亦不願將存於台大的卑南考古遺物，逐步轉移予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2年，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開幕，台大未歸還卑南文物的議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儘管原本達成了台灣大學與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共同保存」[4]卑南文物，並且制定文物歸還時程，準備逐步將文物送回台東。但是由於連照美教授的強烈反對，因此直到2005年，大部分的卑南文物，仍然由台大人類學系保存。
由於台大人類學系方面遲遲沒有完整的文物歸還具體措施，使得卑南文物歸屬問題逐漸成為台東地方人士所關注的話題，旅遊業、文化界、地方民意代表開始組織「台東討壺怒吼聯盟」[5]，台東地方政府也有意識地進行動員與串聯。[6]更重要的是，雖然今天的卑南族和卑南遺址的先民，尚不能確認兩者之間是否有實際的血緣關聯，但是在族群與地方認同的運作之下，台東地區以卑南、阿美族為主的原住民，在卑南文物議題方面，仍然採取了積極支持討壺運動的態度。而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行政決策群，儘管非常希望能夠讓卑南文物「回娘家」，但是由於他們幾乎都曾經是連照美教授的學生、受過連照美教授的提攜與指導，因此在整個事件當中，這群台大人類學系出身、又身負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立場與台東縣民期待的考古學工作者們，恐怕是整起事件中心靈煎熬不亞於連照美教授、立場最為尷尬的一群人。2005年3月，台東地方人士在地方政府的組織動員之下，發動了三百人前來台北，分別至台灣大學及立法院進行示威抗議。這是台灣社會頭一次，地方人士與原住民族以社會街頭運動的形式，向人類學界進行抗爭。這也可以說是台灣考古學界在公共關係與形象上，所遭遇過的最大挫折。
如果說實際的示威抗議給予台大壓力的話，那麼在各式各樣媒體上對卑南文物事件的討論，大概就是對台灣考古人類學界的批判吧！在2005年，各大平面媒體的讀者投書上，曾經針對卑南文物事件有過激烈的筆戰。例如一位台東地方出身的高中生，就曾為文聲援討壺聯盟：
「還我祖產、還我尊嚴」
「神聖的學術研究竟成為私人佔有的藉口；一流的最高學府竟是竊佔國家資產的幫兇！」
「難道說，頂著第一學府的耀眼光環便擁有食言的本錢？難道說，台大人類學系教授不解中文陳情書，要台東人譯為甲骨文以便閱讀？難道說，偏遠台東皆化外之民，為了教授個人學術成就與聲望，外來請求全可不予理會？」
「部落長老曾述說，他多次在夢裡看見祖靈飄蕩在杜鵑花城，試圖找回屬於自己的器具；村裡靈媒說過，夜裡的石板棺總會面向北方哭泣，等待主人回家。」[7]
而臺大人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宋昱潔、葉長庚，也為文為台大人類學系辯護：
「身為一位考古工作者，不該有私自收藏或涉入買賣遺物的行為。」考古學者的目的不為收藏，而是為說出古物背後的故事。近來部分報章媒體刊登「霸佔」、「侵占」、「佔有」等字眼，除了顯示對考古學研究的誤解外，也深深打擊平時在此乏人問津的冷門領域中默默耕耘與付出的人。」
「所以我們要問：民間團體要的是什麼？文物的觀光經濟效應？政治聲望提升？祖器回鄉？以一個學術單位來說，與其草率轉交，使得文物在突發狀況下意外損傷，我們更希望有一個完整、周詳的計畫來進行移轉，也期望這批物件回到台東後能夠在社教與研究領域上有更好的發展，而不是淪為定時換展的展示品。」
「如果祖靈垂淚可以解釋為無法回歸土地的哀傷，那麼祖靈有沒有可能因無法為人所理解而悲傷？」[8]
台灣的人類學界，從未在各大新聞媒體上得到如此高的曝光率。但是這種高曝光率，卻是隨著負面新聞而來，誠然令人感嘆。卑南文物終究已然回到台東，但是卑南文物事件對台灣考古學界所造成的負面傷害與省思，更是值得所有考古學家深思。考古學家難以體認社會大眾對「文物資訊公開」的殷切需求，而在地方需要話題、需要有文物為地方文化與旅遊產業服務、加持的時候，考古學家所有的「研究需要」、「研究時程」，對於地方人士來說，實在只不過是學術象牙塔人士缺乏經濟成本與效率考量的藉口。但是，地方人士、社會大眾與媒體也難以瞭解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發掘研究時所需要付出的心血與背負的壓力。原本80年代在台東深受歡迎、對卑南文化研究付出同等心力的宋、連二位教授，於今日的台東史前館館中，卻只有宋文薰教授的銅像，靜靜地坐落在博物館的地下展示大廳；連照美教授的名字，如今在台東卻宛如被詛咒一般，成為不該被提起的名字。考古學界與社會兩種截然不同、南轅北轍的認知體系，使得卑南文物事件的結局，蒙上了一抹悲傷與遺憾的色彩。
如果說台東卑南文物事件，是整體台灣社會對考古學的競爭的話，那麼十三行遺址的發掘與相伴隨的社會運動，似乎就可以被視為台灣社會與考古學合作、共同進行遺址搶救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典範。
1955年，中華民國空軍少校飛官潘克永少校，在台北縣八里上空執行例行巡邏任務時，發現機上的羅盤指針有不穩定現象。潘少校綜合飛航經驗，判斷這種不正常現象，很可能是受到了地底下鐵礦的磁場干擾所致。因此潘克永少校便聯絡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林朝棨教授，與民間企業人士，共同至八里鄉探勘鐵礦礦脈，並且評估開採的可能性。但是在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學者發現八里地底下並無鐵礦礦脈，之所以造成羅盤不正常的原因，是因為地層淺處存在有大量當地人戲稱為「鐵屎石」的煉鐵渣殘餘。1957年，當時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任教的石璋如先生，率領師生前來八里鄉的十三行進行試掘，發現了史前人類的墓葬、陶器，正式確認十三行為一考古遺址。
但是，由於經費與研究人力的限制，十三行遺址在發現之後，考古學界無力進行大規模的發掘與研究。1989年，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計畫局，在未進行詳盡環境評估的情況下，將十三行遺址列為即將興建的八里污水處理廠施工工程範圍。這項工程，引起了考古學界的注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與劉益昌兩位研究人員，趕緊率領考古團隊至現場進行較大規模的試掘。並且開始和台灣省住都局進行交涉，希望能夠在工程順利進行的前提之下，達成十三行遺址的研究與保存工作。
不過，由於當時的技術官僚體系，對文化資產保存概念缺乏認知；同時又因為對於台灣本地歷史文化的漠視，使得考古學界與技術官僚界之間的協商，一直不甚順利。[9]1980、90年代之交，台灣的本土意識逐漸成為檯面上的社會議題，十三行文化遺址的保存，也就成為台灣本土意識與多元文化的試金石。許多社運與文化界人士，紛紛聲援十三行遺址的搶救與保存運動，他們希望除了故宮、史博館所典藏的稀世珍寶之外，政府也能夠對台灣在地的考古遺址與文化付出更多的心力，尊重台灣多元的文化傳統。
1991年，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先生在視察八里十三行遺址之後，下達了遺址保存與工程建設並重的裁示。十三行遺址終於不用在怪手的威脅之下，和工程進度賽跑。經過了前後歷經11年的作業，考古團隊發掘面積高達六萬平方公尺，並且出土了大量文化遺物。對於台灣人類活動史的重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十三行遺址對於台灣社會，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除了1980、9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外，十三行遺址由於地處台北近郊，交通遠較卑南遺址方便，因此有相當多的北部、西部民眾，第一次能夠有機會近距離參觀考古遺址的現地發掘。儘管這些參觀的人潮，有時可能會對考古學發掘研究造成干擾與破壞，[10]但是在考古團隊工作人員的解說之下，大部分的參觀者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古學體驗。而透過媒體的報導，考古學在台灣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而在2003年，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終於正式開館。十三行博物館除了是台北縣第一個大型的人文博物館外，更是北台灣第一個以考古學為主題的博物館，深受民眾歡迎。
儘管有前文所述、來自麵攤老闆娘的直率批評，但是八里十三行博物館仍然成為北台灣相當吸引人的考古學博物館。而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紅樹林、淡水老街、淡水古蹟園區與漁人碼頭所構成的人文自然景觀，成功結合為一個充滿自然與人文魅力的旅遊景點區，成為北台灣週休二日的熱門景點。而就八里鄉民的立場來說，一河之隔的淡水在相當久之前，就已經是熱門而具有知名度的景點。[11]但是八里除了渡船頭與廖添丁廟週邊略有觀光與進香人潮之外，其餘地段僅能望淡水觀光業的榮景興歎，「看得到，卻吃不到」。但是，十三行博物館、八里左岸與自行車道的規劃與設置，確實提供觀光客足夠的吸引力，將八里視作為一個獨立而值得一遊的景點，來此進行旅遊與消費，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因此，十三行遺址發掘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誕生，除了對80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認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讓台灣社會頭一次有機會團結起來，一同為先民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存貢獻心力。更讓一個原本位處知名觀光景點週邊、卻無法分享觀光所帶來經濟收益的社區，找到了新的出路。當然，十三行考古遺址的發掘研究與十三行博物館的設置，並不代表考古發掘必然是振興地方經濟的萬靈丹、所有地方建設都應該以考古學為依歸，這也並非是考古學家的志業。而我們也不應該漠視八里鄉民在建設自己的家園時，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但是，貫串十三行遺址研究所發生的種種事態，仍然是考古學界與台灣社會良性互動與合作的成功典範。
民間對考古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也營造了新的考古學生態。由於台灣本土認同高漲，與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風行。因此自1990年代開始，原本對鄉土與歷史抱持冷漠態度的台灣民間社群，也開始有了對本地地方文史的追溯與認同。一批批民間出身的非學院派人士，也投入到地方文史、甚至考古工作當中。[12]不過地方文史工作者們，由於並沒有受過考古學專業訓練，因此主要是憑藉著一股好奇與熱情，採集發掘古物。雖然他們的採掘，保存了古物標本的原件，但是考古學家卻會認為他們並沒有將文物本身的層位、係絡關係加以釐清，反而喪失了許多寶貴的古代文化資訊。他們的行為就算出自善意，也已經違反文資法，對於遺址反而是種破壞。而有時候，在有意無意之間，這些「素人考古家」的發掘，又常常和盜掘與文物盜賣行為掛鉤，更是讓來自學院的「廟堂考古家」所難以苟同。不過，這批素人考古家，對於學院派的考古學家，也有強烈的批判。例如素人考古學家，就認為這批學院派人士經常盜用素人考古家辛苦踏察遺址的成果，作為自身論文與升等的材料，而素人考古家的成就，又被這些廟堂考古學者所鄙視、貶抑。而素人考古家更認為，學術機關的低效率，往往是迫使素人考古家自行發掘的主因，如果這些素人考古家不採取行動，恐怕許多文物標本，都會在怪手底下被催毀殆盡。[13]
其實素人考古家與廟堂考古學家之間，理應有更好的互動模式。考古學界可以將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踏察成果，作為本身研究的基礎。但是也應該更尊重素人考古家，將這些素人考古家的貢獻，明確地在論文中加以說明。而研究的成果，也應該和遺址現地的地方文史與教育工作者進行分享工作，從而達成考古學向下扎根，由地方民眾自發保存文化資產的目標。而素人考古家，也應該至少做到不因個人經濟因素隨意發掘的自我要求，以免有更多珍貴而屬於全民的文化資產，遭到破壞與盜賣的命運。
總之，台灣考古學與台灣社會，從早年的冷漠到近年來的針鋒相對，從族群與地域認同動員之下的對抗到學界與社群密切合作，這種種的競合模式，台灣考古學都曾經歷過。如何和社會大眾有更良好的互動，並且繼續深化台灣考古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將是台灣考古學界往後必須思考的問題。
[1] 請參看白先勇《蘗子》﹝台北：允晨文化，1992﹞
[2] 請參看陳存恭等《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pp362。
[3] 請參看陳存恭等《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pp368。
[4] 筆者當時為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學生，當時系主任謝世忠教授曾經特別利用課堂與全系大會等場合，向同學說明卑南文物「共同保存」之處理方式。唯謝世忠教授不久即結束系主任之任期，因此未能完全處理文物移交事宜。
[7] 請參看雙隹〈我的祖先在台大流浪〉自由時報2005年3月9日自由廣場。
[8] 請參看宋昱潔、葉長庚〈被污名化的考古學〉中國時報2005年4月16日時論廣場。
[9] 根據劉益昌先生本人的說法，在十三行遺址搶救活動如火如荼展開之時，當時擔任台灣省住都局局長的伍澤元，為了八里污水處理廠工程能夠不要被遺址搶救活動所干擾，曾經派出黑道和劉益昌先生「交涉」，要求劉益昌先生放棄其立場。伍澤元卸任後，曾當選屏東選區無黨籍立法委員，後因四汴頭抽水廠弊案遭到調查，因此於2002年棄保潛逃中國，至今仍在通緝中。
[10] 根據當時參加十三行搶救發掘工作的考古隊員回憶，曾經有一般民眾在參觀十三行遺址發掘現場時，順手牽羊暴露在探坑表面的考古遺物，甚至人骨也被拿走。另外還有一位打扮時髦的女士，在參觀時不慎跌入探坑中，腳上的高跟鞋不偏不倚地插在剛剛出土、正待清理塵砂的頭蓋骨上，逼得往後現場工作人員不得不將所有出土但尚未完全清理完畢的頭蓋骨上，都蓋上一張廉價的塑膠小椅加以遮蓋，免得類似慘劇再度發生。請參看漢聲雜誌社《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台北：漢聲雜誌社，1994〕
[11] 1930年代由台灣日日新報徵求讀者意見所選出的台灣八景，淡水即以列名其中。
[12] 當然，從日治時期台南左鎮的陳春木先生開始，就有相當多的民間人士開始自行蒐集考古標本，不過人數不多，而他們與考古學界基本上也有較為良好的互動。
[13] 關於素人考古學與廟堂考古學的爭論，請參看揭陽 〈素人考古者VS.廟堂考古學〉《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第218期(2005.12)，以及葉春榮《左鎮歷史圖像》p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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